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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份我在给客户的路演中，就一直强调中美贸易纷争的和解可能性很大。以下我从草根的角度，自下而上来谈一下和解的必然性及开放政策的持久性。
为何无人讨论贸易战对中国就业的负面影响
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文章数以万计，其中大部分都谈中美之间的科技落差有多大，该如何提高核心竞争力，或建议加大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的投入力度，甚至不惜一切成本。但却很少有人估算一旦中美贸易战升级，会影响到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记得10年前的次贷危机，中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当初我曾粗略估算，发现2009年春节后的农民工失业率达到12%以上。如今，很多人对当年实施的“两年四万亿”公共投资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导致如今杠杆率高企的主要原因。但撇开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全盘否定的做法是欠妥的，当年不仅农民工大量失业，就连很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
当前，中国出口总额要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左右，而在10年前，中国超过50%的出口是加工贸易，于是当初提出了“我的国际贸易理论”——移民替代，即中国存在劳动力大量过剩问题，却又无法通过移民来解决，只有通过在国内生产别国的消费品，即移民替代，而非仅仅进口替代。
40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崛起，最初就是靠“引进外资——加工贸易——出口”来获得原始积累，之后有了资本之后，才出现延续至今的“房地产经济”。
中国究竟有多少人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出口相关的活动呢？这方面很难有确切的统计结论，但鉴于中国出口优势主要体现在廉价劳动力上，故出口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也是巨大的。而且，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要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16%左右，假如说中国有8000万劳动力从事出口及与出口相关的商业活动，则简单推算，从事出口美国的商品生产的劳动力人口大约为1280万左右。
特朗普一直强调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过大，导致美国很多人失业，而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工人的薪资水平大约是中国工人的6-7倍。因此，美国在服装、鞋帽、玩具等主要靠手工的制造业领域几乎没有什么优势。
假设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失去100万人就业机会，那么，为了保护国内就业而限制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或将导致中国的600-700万人失去就业机会。
记得2011年我去郑州，一位副市长就很兴奋地和我说，富士康已经在郑州建厂了，这意味着，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河南，劳动力输出的规模就可以下降，本省的GDP增速就会加快。事实上，由于类似投资增速加大，这些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总体要快于东部地区。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这两年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几乎为零。因为富士康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设了37个厂，提供了近百万个就业岗位。
假如中美发生贸易战并升级，苹果手机不在富士康中国的工厂做代工，这又将导致多少中国工人失业呢？我们不能只抱怨中国在苹果手机上只赚了一个零头，还得看到苹果产业链对中国就业的贡献。
从2006年至2015年，中国在通讯设备、手机、电脑、电脑配件领域对美大量出口，在美国的进口份额比重的上升幅度均超过10%，分别达到了19.33%、14.29%、17.81%、10.59%，日、韩、台则相应下降。可见，全球出口贸易格局的特征之一就是此消彼长的，如果中美打贸易战，那么，得益的将是其他国家。
2006-15年部分商品对美出口份额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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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的最大弱势就是人相对多，地非常少、资源匮乏。因此，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无一例外地依靠出口和自由贸易，或因坚持出口导向政策而成为制造业强国，或因为实行免税政策而成为全球自由贸易港。
这轮中美贸易争论中，很少有人研究或讨论贸易战将给中国就业带来多少负面影响，令人遗憾。而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没有就业，何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2015年5月，人民日报首次发表权威人士答记者问时指出：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干，有钱挣”。
此次贸易纷争的发起者特朗普，他要求中国必须进口更多美国商品，其主要逻辑就是为了解决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问题，尽管美国的失业率创历史新低了。连特朗普都如此关注就业，我们更不能为了争一口气而不顾贸易纷争可能造成的国内就业损失。
降低进口关税是明智之举
我始终认为，研究民间草根行为是作出正确决策的重要依据。 我国外贸上的草根行为，就进口而言，主要看走私、境外游购物以及跨境网购等，如某种境外商品的走私规模或国内居民网购很大，必然存在关税过高问题。
过高的税收，常常会导致逃税和避税现象的出现，不管是关税还是国内税，都是如此。例如，2017年我国个税收入总额不到1.2万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超过40万亿，即实际平均个税征收率不到3%，尽管个税征税比例最高要达到45%，高收入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在逃税。
据中泰证券研究所宏观分析师杨畅测算，在极端情形下，中国若按照美国关税率调减关税，则入选的61种样本产品将导致进口总额增加近0.6%、GDP下降近0.09%；若按21.7%的占比进行折算，则关税全面调减将导致进口总额增加约2.8%，GDP下降约0.4%。可见，减税对经济的名义影响并不算大。
关税降低对进口总额和GDP的影响（极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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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涉及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部分商品关税过高，且又很难征到，那就应该降低关税。而且，降低关税也有利于避免贸易纠纷。
据“华院分析”、上海跨境电子商务和中国跨境电商50人论坛联合发布了《2017中国跨境电商指数白皮书》披露，跨境网购的用户年龄偏大，具有更高的学历和收入水平。而80后人群是海淘购买力最强的人群：工作、生活稳定，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其中，服饰鞋帽、数码产品、化妆品、母婴用品和药品保健品是海购最多的前五大商品。2016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6.7万亿。
2016年跨境电商交易最多前十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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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下国内居民境外游的购物情况。前段时间微信朋友圈里盛转这样一个帖子：
几个熟识的国内基金公司朋友参加完今年的奥马哈朝拜和自拍活动后，途经纽约回国，本想尽下地主之谊安排下大都会百老汇什么的，结果人家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了奥特莱斯血拼上。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投资呢？和同事说起此事，他想也不想了来了一句：Cheap！
可见，高关税是导致国内消费者在国外大量购物的主要原因，“便宜”是硬道理。中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全球排名第一，要占到全球的20%，排名第二的美国仅占10%。据尼尔森（Nielsen）和支付宝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境外旅游平均支出5565美元，且其中购物消费占支出总额的25%左右，而其他国家游客境外购物仅占总消费的15%。
有出国旅游的同行者曾告诉我，购物是其出国的主要任务，购物所获得的价差（免关税）收益，足以弥补旅游开支。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全球人均GDP排名仅70位的国家，出境游消费无论是人均还是总额，都高居全球前列的原因。
当然，境外消费规模如此之大，不仅与国内高关税相关，还与中国富裕阶层收入大幅上升有关，尤其是这两年房价大幅上涨，使得富裕阶层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而中国富裕阶层的人口基数接近3亿人，其消费能力非常可观。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7年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农民工收入增速3个百分点。
以澳门博彩业毛收入的变化为例，2016年6月，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出现了25个月以来是低点，只有159亿澳门元，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回暖，逐步回升，至今年4月，已经回升至257亿澳门元，累计回升幅度高达62%，说明中国高收入群体在博彩业上的支出增速远超他们的普通消费增速。
如果结合2017年高端白酒、豪华汽车的销量增速都超过20%等这些现象，则进一步反映了中国国内消费趋向高端、且高端消费需求强劲的特征。
澳门博彩业的规模全球第一，是拉斯维加斯的四倍以上，说明在博彩方面国人的消费偏好闻名于世。那么，如何让这些奢侈品、博彩等高端消费留在境内而非流向境外呢？除了降低奢侈品、汽车等的高关税之外，发展国内博彩业也是可以考虑的。
如最近拟在海南建“自由贸易港”，国务院提出将在海南试办一些国际通行的旅游体育娱乐项目，如赛马等，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等。
其实，国内地下博彩业规模巨大，但由于缺乏管控，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尤其不少农村赌博盛行，危害很大。不如在国家严格管控下，规范发展博彩业，既可以增加税收，又可以规范这个灰色行业。
“避战”是为了避免给改革开放添乱
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都是老百姓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也是政府部门尽力去改善的目标。眼下通胀率较低，这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汇率也比较稳定，大家的换汇需求明显下降。
但是，2017年我国外贸顺差（实物贸易顺差减去服务贸易逆差）大约为2100亿美元，外债余额大约增加200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500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只增加1300亿美元左右，明显存在外汇流出的缺口，说明资金外流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尤其是今年一季度经常账户首次出现逆差，这是2001年来首次。从项目构成看，货物贸易顺差减少、服务贸易逆差扩大是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但民间是否会过度解读呢？总之，预期很重要，尤其在当前美元再度升值的背景下，打贸易战不仅会两败俱伤，而且不排除汇率问题成为压垮房地产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可能性（推理过程从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把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的首位，足以说明当前经济的风险仍然较大，尤其在金融和房地产领域。
今年以来，民间金融机构频频出事，信用债发生兑付困难的案例也明显增加，这与央行和监管部门收紧信用有关。但时至今日，金融领域的降杠杆仍在路上，金融体量依然过大。而房价仍在上涨，房价持续上涨了近20年，这肯定是风险集聚的过程。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不管美国如何提出过分的要求，都不会改变中国坚持开放、而且让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总基调，因为开放更顺民意、得民心。有人说中国避战是为了拖延时间，属于权宜之计；我倒认为，必须从战略层面去理解我国的开放政策，开放之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关闭。前者是术，后者是道。
我的前一篇报告副标题为“更少选择之下走更对的路”，意思是说，在如今的内外部环境给出的约束条件下，除了坚持改革和开放，已经别无选择。之前我是从自上而下对中美贸易纷争的解决方案进行演绎，本篇我则是自下而上去讨论解决纠纷的对策，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因为市场的问题最终要回归市场，调控只能改变斜率而不能改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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