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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博取铁锈地带的工人支持，特朗普承诺将制造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不惜与中国发动贸易战。
奥巴马拍了个《美国工厂》更加直观地反应了美国制造业的现实问题，当然也折射了中国的内在问题。
为了博取亚马逊农民的支持，巴西右翼领袖、网红总统博索纳罗，默许农民纵火焚烧原始森林，以“退林还耕”。
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国际人士纷纷发推特谴责巴西烧毁了“地球之肺”，暴露出穷人争夺生存空间与富人呼吸新鲜空气之间的矛盾。
不管是铁锈地带的工人，还是巴西原始森林的农民，反应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贫富差距正在撕裂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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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里根政府执政以来，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最近40年时间，美国工人家庭实际收入增长缓慢。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这一财富分配状况与1935至1940年的情况类似【1】。
美国并不是个例。如今，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危险线。
二战后西方世界努力致力于公共福利建设，穷人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如今，为了维持高福利，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已负债累累。
为什么在公共福利建设方面的努力，无法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贫富差距，并不支持政治口号、剥削理论以及“我穷我有理”的逻辑；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经济规律。
按照新古典主义的逻辑，穷人赚得少，富人赚得多，都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不能怨天尤人，因为市场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当今世界，货币、劳动力及土地市场，这三大重要的市场都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按照市场的逻辑，论述贫富差距存在前提性缺失。
这三大市场，都存在天然、制度及国家三重障碍，导致要素无法全球自由流通，其结果都是不利于穷人的财富增加。
本文逻辑：
货币非市场化：富人靠近货币，穷人依靠劳动
劳动非市场化：资本全球配置，劳动囿于本土
土地非市场化：城市房产增值，农村土地贬值
1
货币非市场化
富人靠近货币，穷人依靠劳动
货币，是一个无比深奥的经济学问题。
货币，也是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核心所在。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及信用货币时代，国际货币市场逐渐走向自由化。
如今，国际外汇市场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交易，资本管制被打破，国际资本在西方国家自由流通。
但是，货币依然是一个由国家垄断的市场。政府或货币当局，始终垄断着国家货币发行权。这就决定了货币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货币资源的配置受到人为的干预。
当货币超发时，越接近货币发行权的人，越可能获得财富；远离货币发行权的人，财富则缩水。
如此，货币富余者与货币贫乏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随着货币超发而扩大。这成为了最近四十年富人与穷人拉开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十年。这十年的变化，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浮动汇率诱发了国际外汇套利空间，投资银行由此兴起。
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时期，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采取了极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将肆虐了近10年的通胀给打下去了，美元重回强势轨道。
沃尔克卸任后，里根政府加快了金融混业及自由化改革，打造了所谓的里根大循环，美国从产业资本逐渐走向了金融资本之路——强美元、强金融、弱制造、高赤字、高负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货币体系从金本位转向信用本位，美联储发行美元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无需刚性兑付黄金，可透支国家信用超发货币。
借着强势美元浪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以及全球化浪潮，美国金融持续繁荣，房地产、股票、信托、债券、基金、期货迎来了史诗级的大牛市。
里根大循环推动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经济结构失衡的增长。
受特里芬难题的制约，美国在强美元的推动下，金融异常繁荣，而制造业则日渐衰落，这造成金融及跨国公司富豪及高级人才，与蓝领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美国这轮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货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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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2006年，M2年均增速6.5%，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比实际GDP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从1980年到2018年，大部分年份M2增速都高于GDP增速。
货币总量，大幅度覆盖了经济总量。这轮经济增长，存在不少货币泡沫。
在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之后，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影响，美联储逐渐以控制通胀为主要目标。
因此，从1983年开始，美国一直保持低通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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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美国多发的货币没有流向消费领域。
货币流到哪里去了？
房地产及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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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市场迎来了历史罕见的大牛市，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大幅度攀升。房地产、金融及跨国公司富豪及从业者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而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
2000年到200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但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3%。
高管和普通工人的报酬之比从1965年的20比1增长到2000年最高时的400比1。即使是次贷危机期间，美林公司的CEO塞恩年收入也高达1500万美元，贝尔斯登的CEO凯恩在倒闭前赚取了1100万美元。
这就是“谁接近铸币权谁更富有”的道理。
金融过度繁荣，滋生了一群“食利者”。
过去几十年，美国主权债务、企业债务规模大幅度膨胀，投资银行是债务市场的主要得利者。
投资银行将债券、房屋抵押合同等打包做出金融衍生品获利。
跨国公司则拿着大把美元在全球从事资金贩卖工作，将美元转手贩卖给新兴国家的投资者。
另外，大批中产阶级背负着房贷为银行打工，大批低收入者缴纳昂贵的房租为房东打工。
这是一条金融套利链。
表面上看，信贷市场是一个自由市场，金融机构与借贷者互利共赢。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货币的供给端并不是自由市场。
货币的供给由美联储控制。美联储给金融机构发放廉价货币，金融机构转手贩卖即可获利。
美联储虽然无法控制市场利率，但可以通过调整市场基金利率及公开市场操作，很大程度上影响利率走势。
从1980年代开始，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越来越低。受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支配，收益率持续走低，杠杆率持续走高，每次加息的力度都小于降息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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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白宫及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压力，美联储有时无法坚守发币纪律，开启宽松闸门，释放货币刺激经济增长和金融繁荣。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零附近，任由资本市场借贷。
但是，这时市场陷入了流动性陷阱。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采取逆向选择，减少信贷发放。
不过，美联储以量化宽松的方式，直接购买了几万亿美债，释放了巨大的流动性到债券市场上，刺激股市快速反弹。
美联储还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为花旗、高盛等金融巨头提供贷款，助长了“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
换言之，金融巨头及富豪无需为自己的错误决策彻底买单，没有完全受到市场的惩罚，而中产、穷人该破产还是得破产。
即使危机爆发，富人可分摊风险，而穷人和中产则很难规避。
富人的资金大部分配置在全球的房地产及股票、信托等金融资产上；而穷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中产的资产基本配置在房子里。
富人有条件规避外汇风险，而普通人只能将财富寄托于本币命运。
当金融危机到来时，富人更能够规避风险，而穷人、中产面临失业，收入全无，背负房贷的中产还可能失去房子。
房子，是富人的财富，却是中产的债务。
所以，释放越多的货币，越有利于金融及房地产资产膨胀，越有利于富人的财富增值；穷人的财富反而缩水。远离资本市场的制造业工人以及设计师、律师、创业者、小企业主，都是货币潮水的受害者。
表面上看，货币超发没有引发物价上涨，但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极大地抬高了穷人的住房成本，以及中产阶级的贷款成本。
同时，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穷人无法参与获利，工资增长又缓慢，如此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所以，超发的货币，是富人的甜甜圈，中产的苦咖啡，穷人的鱼骨头【2】。（详见《马尔萨斯陷阱3.0|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
货币超发，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及社会失衡。
只有坚守货币中性，货币当局依据货币纪律及科学原则，执行货币政策，该紧缩时紧缩，该宽松时宽松，避免货币超发，才能降低社会的裂痕。
不过，当前最完善的央行制度，也很难做到。
或许，让货币掌控在人手上，是上帝最大的失误。
2
劳动非市场化
资本全球配置，劳动囿于本土
很多中国人看到了《美国工厂》中工会的难缠，庆幸中国有一批任劳任怨的工人。但其实工会是矫正劳动力市场失灵的重要组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能否找到工作，拿多少工资，完全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
高管、高级技术人才，往往是劳动力市场的稀缺人才，容易获得高薪。即使是普通工人，在用工荒时，也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
但是，劳动市场终归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资本是天然的生产要素，但是劳动者不是天然的生产要素。
工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劳动者。
人，本质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
人拥有多重属性，除了劳动者，还是社会人、家庭成员以及自我个体。
劳动力的价格机制容易失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预测，工资上涨，人们会增加人口生育。
但现实中，劳动力价格上涨，人们不一定会因此多生孩子。西方国家劳动力价格相对高，但是生育率却极低。
原因是，人们并不会将孩子或个人界定为劳动者，根据劳动力的价格来决定生育。生育，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
事实上，劳动的供给，并不是人口数量，而是劳动产出能力。
二战后，人们将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口素质，作为劳动供给的主流方向。人们会根据职业收入高低学习相应的专业，培养相应的技能。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学习知识及技能，也不完全服务于劳动市场，不完全受价格支配。
一个孩子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倾注了父母的心血。今日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对孩子20年的成长生涯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依然是一个问号。或许，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孩子的天赋及偶然因素，有时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劳动力的供给，受到一个国家的生育政策、生育习俗、气候环境、避孕技术、城市化进程、医疗卫生条件、劳工法律、国籍户籍限制等影响。
比如，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大力鼓励生育，在八九十年又执行严格的生育政策，这就人为地制造了一股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洪流——年轻人多、老人小孩少。同时，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也极大地制造了劳动力供给。
这股洪流形成了制造业的人口红利——工资低、产品价格低。
又如，医疗及避孕技术落后时代，人口数量并不由人为控制，更不受市场支配。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类的情欲常数，以及不确定的婴儿死亡率。
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时，人口出生率上升，劳动供给增加；但人口无序出生，常常将社会推入人多地少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在古代，劳动力供给，完全由人类的原始情欲及丛林法则决定。只有在医疗及避孕技术发达的今天，人口生育才摆脱情欲束缚，逐渐遵循市场法则，但并不充分。
所以，雇主在劳资谈判中居于优势地位。
雇主是按照市场原则行事，而劳动者往往受到众多非市场因素的制约。如果工资太高，雇主可以解雇工人，甚至关闭企业，但是工人因生存问题却不敢随意放弃工作。
当人口大规模生育，或大规模迁移到城市，或不重视劳动保护，劳动工资会被压得很低，劳动者很难通过努力来提高收益。
19世纪欧洲，大量人口迁移到城市，政府奉行自由主义思想，不注重劳工保护，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工资收入低，加班时间长。
反过来，资本具有密集性，劳动则是分散，资方与劳方是一对多的关系，雇主拥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议价能力。
比如，一家公司可以雇佣1万人，但是一个工人只能给一家公司打工。雇主面对1万工人，可以设定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在劳资谈判中占据优势。
若与资本的灵活性比较起来，劳动者就显得更加弱势。
资本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获取利润。但是，劳动者由于受到国籍的限制，无法在全球自由配置。
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经济逻辑，资方可以将资本、半成品、原材料、设备在全球自由流通，配置效率高、效益高【3】。
比如，美国的企业因本土工资高，将资本、设备、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中国，然后赚取利润。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工人却无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国的工人，无法到美国就业赚取高工资；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无法到中国来就业，只能处于失业状态。
一旦这个国家的产业及工厂都迁移到海外，而这些工人又无法到他国就业，那么他们将面临失业。工人重新培训再就业的门槛往往很高，转业的成本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流通。
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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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特里芬难题制约，美元强势无法与制造业出口强势并存。美国缔造了强势美元，出口制造业定然受到打击。这是美国制造业整体规模下降及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
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了大约30%，美国制造业中产受到沉重的打击。
反过来，埃克森美孚、苹果、摩根大通、高盛、伯克希尔－哈撒韦等跨国公司在全球获利丰厚。
这样的结果是欧美国家的资本获取的利润很大，而美国制造业工人收入提高慢，新兴国家的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收入很低——全球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诚然资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但是，劳动力的限制性流通，极大地导致价格失灵，劳动者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所以，斯拉法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
怎么办呢？
斯拉法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政府干预，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工保护。
事实上，世界主要国家都制定了劳工保护法，对工人的人权、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履约、法定假期、工时、禁止童工、妇女劳动者保护、劳动环境等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政府干预，尤其是法治干预，促进劳动市场自由配置，本质上是降低市场的外部性，促进庇古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均等化。
资方不可以随意排污，随意丢弃机器设备，会造成环境污染。这就是外部性。
同样，资方也不可以随意解雇工人，会增加贫困、社会不稳定等外部成本。
所以，政府必须出台法律，约束劳资双方履约，对合法雇佣、解雇、违约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以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性。
经济学家科斯并不认可庇古和斯拉法的政府之手。他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时，只要明确产权，市场交易即可实现帕累托最优。
但是，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极高，密集的资本对松散的劳动构成降维打击。经济学家布坎南就提出，当一对多发生交易时，交易成本极高。资方与劳方就是这种情况，劳动者居于被动地位。
这时，工会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劳动者联合形成工会，与资方谈判，以平衡劳资双方的对等地位，降低交易费用。
工会，是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促进劳资双方有效博弈的一种重要组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反对工会组织，他们认为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加工资等一致行动，是一种价格联盟行为，破坏了市场竞争。
在美国反垄断法推行初期，工会组织被认为是垄断组织。1894年普尔曼罢工拒绝运输邮件，司法部以“限制贸易罪”将罢工领袖尤金·德布斯起诉到最高法院，结果法官依据反托拉斯法判处德布斯有罪。
从1890年到1897年，最早的13个被认定为违反《谢尔曼法》的案件中，有12个是针对劳工组织的。
不过，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克莱顿法》纠正了这一错误。该法特别规定了工会组织可以不受反托拉斯法的约束。
工会与资方博弈，有利于市场修正，促进资源充分配置。
看了《美国工厂》的人感觉，美国的企业被强大的工会搞死了。如果企业被工会拖死了，工人也得失业。
我们不需要站在任何一方，因为这就是市场博弈的常态。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美国工会，而是劳动力无法在全球充分流通和配置。
如果中国的工人可以到美国工厂工作，可以增加美国工人的供给，降低劳方及工会的议价能力。如此，中国工人的供给减少，可以降低中国资方的议价能力。
另外，全球各国共同致力于劳动保护极为重要。低尊严、低人权、劳动保护薄弱的国家，更易吸引全球资本投资。如此会导致全球劳方的议价能力下降，拉低全球工人的收入水平。
3
土地非市场化
城市房产增值，农村土地贬值
土地及房产，是当今世界的核心资产。
在很多国家及城市，房产，已成为贫富分水岭。有产者希望房子上涨，无产者希望房价下跌。二者矛盾不可小觑。
有无能力买房，表面上看是市场行为，其实非完全市场行为。房价的涨跌，由三大非常重要的因素决定——人口、货币及土地政策。
这三大因素，都不是完全市场因素。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人口，受国家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国籍制度及人口流动政策影响。当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时，城市化加速，房地产需求增加，房价快速上涨。
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房子的价值，不仅等于居住价值、投资价值，还包括城市门票的价值。
争夺城市门票，是城市化进程中房价上涨的内在动因【4】（详见《房子，无奈的代际选择，昂贵的城市门票》）。
货币供给，掌控在央行货币当局手中。过去十年，美国、英国、澳洲、中国香港及内地的房价大幅度上涨，都与货币大规模发行直接相关。
土地政策，尤其是土地产权制度，对房价的影响或许更为根本。
美国在建国初期，战争债务堆积如山，联邦财政陷入困境。美国国会在1785 年和1787 年，先后出台了《关于西部土地测量和出售法令》和《西北法令》，目的是出售公共土地，“用于偿还债务或者履行偿债业务”。
这就是美国土地财政的开端。（详见《房地产税 | 中国经济的惊险一跃》）
后来，美国从法国手上以白菜价买下了路易斯安那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加上西部扩张吞并了大量土地。
联邦政府获取大量领土支配权，并通过拍卖土地获得巨额出让金。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达到48%。
最终，美国通过出售土地还清了债务。
但是，美国这轮疯狂的土地财政，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最终引发了“1837年美国大恐慌”。
“1832年仅有5900万美元，到1836年已经疯涨到了14亿美元——仅仅4年的时间竟然大幅上涨了23倍……大量的流动性是由那些新开的银行创造出来的……这些钱并没有投资到新兴产业，其中大部分都流进房地产业用于投机。【5】”
1837年底，全美所有银行都停止了金币兑付，股票市场大跌，全美90%工厂停工和大量工人失业。
在大恐慌之前，美国联邦政府控制着大量的土地，相当于土地供给被政府垄断。这极大地阻碍了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联邦政府拍卖土地，大量金融及地产投机者购买大片土地，炒高地价、房价，制造了严重的金融泡沫。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第二年正当战争打得难分难解之时，林肯总统颁布了《宅地法》。这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的土地制度从国有化转向私有化。
在土地私有制中，土地被大大小小的私人持有，不利于大地产商集中炒卖土地，可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充分配置。
如今，美国土地以私人所有为主，居民住宅用地供给充足。
2017年，美国60%的土地为私人所有，38%为政府所有，2%为印第安人保留地，人均私有土地达3万平。全国居住用地共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比重达6.2%，人均居住用地面积高达1728平。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实现套户比超1.1、住房自有率超60%，至今保持在1.15和64%左右；60%的住房为拥有3个甚至更多卧室的大户型，拥挤程度很低；62%的住房为独立式单户住房，新建单户住房平均建筑面积近250平，人均近100平【6】。
土地私有化，分散了土地供给，促进土地自由交易，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和房屋自给率。这就是美国在高房价下，依然存有大量的别墅、大房子居住的重要原因。
当然，美国房价还受到货币泡沫的冲击。德国是土地私有化制度极为成功的国家。
这个国家抑制金融泡沫，鼓励土地私有者自建房或联合建房，打击土地集中及房地产炒卖。德国的房价一直非常平稳，价格相对低，居住矛盾小。
香港是土地国有化的失败案例。
很多人将香港的高房价及社会矛盾，归为香港的保障房政策、金融炒作及李嘉诚。
其实，香港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国有化。
香港房价从1985年开始起飞，一口气上涨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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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从1985年开始上涨？
1984年12月19日，中国与英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为了防止英国在回归之前，将香港的土地一售而空，该声明附件第三款规定，“所批出的新的土地，每年限于50公顷”。
50公顷，什么概念？
相当于深圳一个大型楼盘的面积。香港一年只供应这么少土地及新房，市场严重供不应求，资金蜂拥而入，房价应声上涨。
香港土地国有化，导致土地使用率极低，资源配置效率不合理，土地被集中控制，房价持续走高。富人出高价也只能购买到小房子，穷人住的公屋则更加袖珍。
房价高企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受到挑战。
虽然香港政府获得大量土地财政后，也努力致力于公屋建设。
但是，由于大部分未开发土地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政府成了有产者与无产者斗争的焦点。香港公屋占比达4成，跟新加坡比有距离，跟新兴国家比则绰绰有余。
但核心问题依然严峻，那就是土地使用率很低，居住面积太小，香港土地使用率只有23%。
董建华主导的“八万五”建屋目标计划以及林郑月娥的大屿山开发计划都受阻搁浅。手握土地供给大权的港府，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问题不在有产者的反对或无产者的支持，而是这种高度集中、政府垄断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从美国、德国及中国香港的例子可以看出，土地国有化制度下的高房价，导致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尖锐矛盾，扩大了贫富差距。
在中国，城市土地可流转与农村土地不可流转，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割裂以及贫富差距。
中国城市的农民与农村的农民，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农民。这是由城乡土地双轨制决定的。
城市农民，可以出售土地获利，坐享城市化红利，坐等地价、房价大幅度上涨。
但是，农村土地不可以流转，房屋无法对外销售，农村农民最核心的资产无法流动，无法变现，严重抑制了农村致富。
比如，用30万在农村建房，用60万在县城买房，这两个决定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
农村房产无法流转、变现，升值空间被抑制；县城房产可抵押贷款、可出售变现，用于做生意。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随着农业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农民可以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获利，从而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了贫富差距。
但是，城乡土地双轨制度反而加剧了财富失衡。农村土地无法变现，土地边际递减，中国农民只有进城打工这条路才能获得收益，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房价高企，城市房子增值，进一步扩大了城乡贫富差距。
任志强直言：“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双轨制，农民的宅基地做交换时，使用权哪儿有什么权利？它不能作为银行的抵押资金，因为不能交换。尤其是不能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买宅基地。城市的资源和金钱如果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
从国际市场来看，受国土、领土限制，土地资源难以在全球流转，加剧了农民的贫困。
正如亚马逊的农民，无法到其它国家打工，也无法将耕地出售变现，只能火烧更多雨林，种植更多粮食糊口。
总之，市场源配置越充分，越有利于创富。富人驾驭资本在全球畅通无阻，资源配置高效；而普通人的财富增长，受制于三大非充分竞争市场——法定货币、劳动及土地。
法定货币、国际限制、国土制约，正在阻碍全球化资源配置，扩大贫富差距。
这充分体现当今世界国家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愈深，愈不利于穷人。这也是当今很多人反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过度市场化导致了贫富差距；实际上，恰恰相反，不充分的市场化才是问题所在。
更严重的问题还是，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反而充分市场化。
以制度重构市场化、全球化治理模式，才是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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