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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恐慌的原因是多样的：无法预测的疫情、反复重来的蝗害、一些国家陆续采取的粮食出口限制。
3月24日，哈萨克斯坦宣布，对包括小麦、土豆在内的11种农产品实行限制出口，哈萨克斯坦是全球小麦的主要出口国之一；3月25日，排名世界第三的大米出口国越南决定禁止大米出口；埃及自3月28日起未来3个月内停止各种豆类产品的出口。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受疫情和蝗灾影响，全球或出现粮食危机。
这些新闻连在一起，加上网络推波助澜，最后传到大爷大妈耳中就等于灾难的前奏。他们是真正体会过饥饿的一代人，可能对房子无感，却一定对粮食极其敏感。
但现在的中国确实不用太担心口粮问题了。近十年来中国的口粮自给率超过98%以上，从中央粮仓到地方粮仓都储备充足，品类齐全，即使完全不进口，中国的口粮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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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粮食的视角，理解中国从“饥饿”到富足以及粮食在发展中的博弈，可以重新审视许多表象背后的事实。
01
粮食曾是新中国的发动机
袁隆平说：“一粒粮食可以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经济百废待兴，既要解决吃饭问题，又要解决发展问题。
1949年6月，陈云在研究对外贸易问题的会议上指出：“在粮食不很多的情况下，要不要出口粮食是有争论的。但是恐怕要勒紧裤腰带，多出口粮食。因为出口是为了取得外汇，解决军需民用与经济器材的进口。”
一年后陈云又强调：“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建国初期粮食产需矛盾尖锐，又赶上严重的自然灾害，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很低。据统计，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254.768亿斤，比旧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1936－1937年的2844.6亿斤下降21％，平均每人每年仅475斤原粮，如果除去牲畜饲料、榨油、种子、酿酒及为换取经济建设必须的设备而出口的部分粗粮，平均每人仅425斤原粮。
换算下来，每个人一天仅仅只有1.18斤粮食，不足以裹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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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一部分人也对此并不认可，认为要暂缓工业化，把资金倾向于民生，应施“仁政”。陈云和中央的看法是要施“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极度薄弱，必须从国外引进设备、技术，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外汇。
“少吃猪肉死不了人，而没有机器却要受帝国主义欺负。”
但其同时强调，为了工业化出口粮食的同时必须要兼顾民生。1949年12月17日，陈云提出，我们的方针，力争不饿死人。国内私商或留港人士愿以自己外汇购粮运回者，一律欢迎。1950年1月22日，陈云强调必须增购外米4亿斤，连原计划广东购外米2亿斤，共6亿斤。其明确表示，当粮食不足，严重危及民生时，“最后我们还有一手，就是洋米进口。这不困难，只要有美金就成。”
于是在农业初步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积极开展粮食出口贸易。1952年—1960年，出口粮食2120万吨，共创汇21.51亿美元，为后来的工业化积累了原始资本。彼时上海工厂里隆隆的每一台机器，可能都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一口一口粮省下来的。
那是中国最艰难的时候，要发展只能用口粮换外汇，又随时准备着在生活压力到一定程度后优先保障民生。
当时省粮省钱搞生产是全国人民一致认为最光荣的事情，铺张浪费会被严重鄙夷。
1953年1月20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仁德纺织厂青工陆洪超的一封来信：
“编辑同志：本厂团员沈英禄同志，本月4日和厂里女工郑金秀，在锦江饭店举行婚礼。结婚那天，光是筵席就吃了37桌之多，每桌25万（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在锦江饭店共花去了1100余万元。厂里同志一共乘了二辆卡车去吃酒……并且两人结婚后，就到杭州去玩了十天，耽误了工作和生产，自然也用去了不少钱。我们新社会的青年，结婚不要这样铺张浪费。”
但后来大跃进叠加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从出口粮食换外汇，变成了进口粮食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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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961年，中国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1960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人均下降29.7%。全国城乡大面积出现浮肿病。
“饥饿”成了那一代人永远难以忘却的符号。
为了省粮，各地出现了“先进煮饭法”。当时流传的先进煮饭法是先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入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一小时。这种先干蒸后湿蒸的“双蒸法”，每斤米能出饭4斤3两到5斤，据说饭粒还不烂。
还有先进蒸馒头法，将去麸皮小麦煮到六、七分熟，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到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用传统方法，1斤面粉最多出2斤馒头；用“先进煮饭法”一斤面粉可蒸出5斤馒头。
这些先进煮饭法被报刊连篇累牍的宣传，认为其可以节约大量粮食，等于是“不动一锄一镰取得大丰收”。
但先进煮饭法实际上变来变去都是玩的加水膨胀游戏，既费时间，又费材，根本不顶饱。
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公开说：“净出幺蛾子，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粮食一两吗？”
1961年，中央政府认识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大规模进口粮食，并且将粮食列为第一进口商品，化肥、农药和油脂列为第二位进口商品。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达到创纪录的580.97万吨，1962年粮食进口492.3万吨，1965年粮食进口达到640.51万吨。
中国自此从粮食净出口国变成了粮食净进口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84年。
在大量进口粮食的同时，中国同时在出口大米。因为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明显高于小麦的价格，少吃大米用于出口可以换回更多的小麦。彼时新中国必须用这种方式来换取生存。许多南方人不得不因此放弃吃大米的生活习惯，多吃面粉。号召南方人多吃面粉，少吃米，甚至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
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改革开放，粮食在中国国民生活中都是一种“紧平衡”的状态。哪年丰收了会多出口创外汇，哪年欠收了会多进口保民生。每家每户都以“粮”为主要追求目标，紧紧巴巴地过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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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消灭饥饿的三场战役
杨振宁在《曙光集》中提到一件往事。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见父母，父亲告诉儿子，“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母亲在一旁给父亲泼了冷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杨振宁觉得父母的这两种观察并不矛盾，他将其归因于国家的诞生如同婴儿分娩，必会有阵痛。好与坏，都是中国模式成长中的一部分。
解决这些阵痛，需要一场场硬仗攻坚，亦需要无数人蛰伏与默默奉献。
中国彻底消灭饥饿，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合理农业政策的双管齐下。
大体可以总结为三场硬仗。
第一场硬仗是“农业政策的进步和明确”。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农业渐渐恢复，1966-1976年，粮食产量增加33.8%，尽管同期人口增加25.1%，但全国人均占有量还是有所增加，人均粮食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可粮食供求紧张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到1978年，中国熬到了开天辟地的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推广到全国。国家大力推进农村改革，制定了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的多项措施，为农业生产注入新的活力，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都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与此同时，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和李振声的远源杂交小麦为代表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纷纷取得突破，这是中国消灭饥饿的第二场硬仗，中国的国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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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大多知道袁隆平，但很少有人知道李振声。
二者在农业科学界其实被称为“南袁北李”。颇有金庸的江湖气息，二者亦是真正为国为民的“大侠”。
李振声是除了袁隆平之外，唯二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农业科学家。他出生于山东淄博农村，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独自带大四个孩子。1951年，李振声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5年后被调到西北农业研究所。
李振声研究的课题是把小麦和牧草杂交，让普通小麦既能结粮食，又能拥有牧草的抗病性。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李振声非常坚持的自己的想法。实际上今天我们吃到的小麦，就是原始小麦和拟斯卑尔托山羊草和粗山羊草经过天然杂交和长期自然选择、人工选择而形成的。
从研究开始，到成功培育成“小偃系列”远缘杂交小麦，李振声整整用了20年趴在田间地头，即便在文革的动荡和质疑中也不曾停下。
1978年“小偃系列”远缘杂交小麦培育成功，李振声获得当年的全国科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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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水稻总产量增加627亿公斤，小麦总产增加694亿公斤，超过水稻 ，李振声不断优化的“远缘杂交小麦”功不可没。李振声等人在质疑与动荡中奉献一生，值得被永远铭记。
在政策和技术的双重红利下，到1984年中国的饥饿攻坚战基本取得了胜利。
1977年粮食产量28273万吨，1979年产量达到33212万吨，1984粮食产量再创纪录，突破4亿吨，人均粮食突破800斤，1977年到1984年粮食增幅达到42.3%，超过了“文革10年”的增长幅度。
听起来这不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但人均粮食增长42.3%，意味着人均每天的粮食从1949年的1.18斤，增长到了2.19斤，足以从吃不饱到吃饱。这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一个国家的国运是一波波的，1978年前后，中国在政策和技术上接连取得突破，大师和伟人接连涌现，再次开启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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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彻底消灭中国饥饿，还需最后一根定海神针——健全粮食储备体系。
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和消费者的需要，也是应对各种紧急状态的需要，可以为粮食进出口建立缓冲机制，稳定粮食价格。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粮食储备的量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达到一个安全量和平衡即可。
1990年中国建立了专项的储备制度，粮食科学的储备规模和体系逐渐形成。2000年中国成立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专门用来宏观调控和战略储备。
中国建成了“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企业商品库存”三重储粮体系。地方储备粮的建立原则是产区3个月、消区6个月、平衡区4.5个月的粮食储备。
据农业部最新口径：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中国还没有动用过中央储备粮，绝大部分地区也没有动用过地方储备粮。
另外中国还有极为成熟的价格监测和粮食应急体系。来自农业部最新的数据是，现在全国共有粮食应急供应网点44601个，应急加工企业5388家、应急配送中心3170个、应急储运企业3454家。两级监测体系，国家信息直报点1072个，地方粮食信息监测点9206个。
中国已经形成了“保障体系有支撑、市场波动有监测、应对变化有预案、保供稳市有责任”的高效粮食应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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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大米库存1.09亿吨，在完全没有产量的情况下，足够满足全国9个月的需求；小麦库存1.31亿吨，足够满足全国13个月的需求；粗粮库存2.23亿吨，足够满足9个月的需求。
这一组数据让人听得极为安心。
现在，你可以骄傲地告诉所有人，中国粮食储备非常充足，无粮食短缺之忧。
03
中国不缺粮，但需要改善农业质量
经过政策红利释放农民积极性，农业科学技术红利爆发提高产量，以及粮食储备体系的完备，“饥饿”这个词已经离中国人的生活非常遥远。这是历经了几代人的努力，无数博弈和决策换来的。
现在中国粮食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19年粮食产量13277亿斤，创历史新高。小麦平衡有余，稻谷供大于求，2010年以来，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达到472公斤，远高于国际上人均400公斤的红线。谷物自给率超过95%，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完全实现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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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存在结构性短缺问题，优质稻谷和小麦供给不足，玉米存在产需缺口，大豆自给率不足20%。
我国每年进口粮食1亿多吨，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主要以大豆、粗粮等为主，大米、小麦进口一般分别为200万吨、400万吨，占国内消费总量分别为1%、2%，主要起品种调剂作用。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高主要是宏观调控的结果，但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并不高。
大豆就是最好的反面例证，2019年进口大豆8851万吨，进口量占我国国内消费量的85%左右，自给率不足20%。大豆一度是中国优势的出口粮食品种，但是随着榨油产业的高速发展，美国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工业压榨率高受到工厂的青睐。
美国目前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以大豆和玉米为主，粮食总出口量超过1亿吨，约占全球总出口量的四分之一。
由于价格低出油率高，美国大豆大量出口到中国。在中国缺乏有效及时的防范措施的情况下，美国大豆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随后，巴西、阿根廷等转基因含油率高的大豆也迅速占领我国市场。中国大豆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价格受到挤压，农民种植的效益变低，大豆产量连年萎缩，2012年产量只有1300万吨，2019年大豆产量为181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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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豆是中国的口粮，那现在无论中国的经济再发达，脖子都在别人的手掌中掐着。幸运的是，中国稻谷、小麦等主粮已实现完全自给，且阶段性过剩。
中国农业的另一个短板是成本高。
源于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2001年到2015年中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分别增长了2.56倍、2.3倍、2.62倍、1.72倍、3.36倍。
2015年，中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的成本分别为美国的14.78倍、4.11倍、16.33倍、8.5倍、28.23倍。近年来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是成本差距依然非常巨大。
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农场、高机械化的农业运作方式的效率要高于中国。
这意味着，中国一边要提高农业质量，另一边必须要把控好粮食进口防火墙。
粮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严把进口粮食的防火墙，保持谷物自给率95%的红线，维护国内粮食较高价格水平，控制粮食的进口规模，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合理利用中国为数不多的耕地，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时刻考虑的问题。
这也是国际上各个国家对于自我保护粮食问题的通用做法。
中国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政策方针，是总结了经验教训结合实际提出的长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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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问题的复杂性，远超一般人的想象，是国家之根基。各国关于农业的竞争远没有结束，可能也永远不会结束。
治大国如烹小鲜，以中国解决最根本的粮食问题为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轻易能够解决的。袁隆平、李振声和千千万万人的默默奉献，换来了今日之安定。老人们今日对粮食的敏感，透露着时代牺牲。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国情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从一片荒芜和废墟中走来，如何守好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把14亿人带向富裕和繁荣，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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