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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润达六七亿元，账面上有10多亿元资金，图书类专业网站日活领先，这就是当当如今的牌面，但对此，李国庆摇头直言，“不成功”。
李国庆所说的不成功并不是指外界所知晓的他与妻子俞渝的离婚风波。李国庆说，“创业20年，大小数十战，我一直在反思当当的创业历程，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不客气地说，我越来越感到，当当是互联网创业的最大耻辱。”
坐上互联网风口被资本催熟
李国庆：1999年7月，IDG资本合伙人周全找到我，说你不是想有一天咱也到网上卖书吗？现在可以了。
我当时说，中国网民刚240万，连门户还没火，我们网上卖东西还早着呢。不过周全说他们已经投了8848，就问我们干不干。我说那就干吧。所以俞渝现在有个说法是是错误的，不是她问我需要多少钱，而是周全问我需要多少钱。不存在俞渝帮当当拿到“第一桶金”的故事。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融三四百万美金就行了。于是周全带头，拉上IDG、软银等，投了680万美金。那时候大家抢赛道，什么协议都没签，200万美金打进当当前身的北京科文书业信息技术公司。这就是当当第一次融资。
不过，第一次融资留下了隐患，俞渝当时给公司帮忙，带着律师把关合同，但她只会买公司。当时融资只给了我们20%的干股，到了2003年，我一问周鸿祎，他也融了800万、1000万美金，但他们团队占65%干股。我就不平衡了。
之后我找老股东们说这事儿，他们说，“投资也不能叫教你，你不会跟我谈判，你就认了”。我很气愤，就提出辞职。
当时我给三家股东写了一封辞职信，信里说了四件事：一，我一年内不会从当当挖人；二，我不是书生，对我来讲，融5000万人民币是分分钟的事儿，之后我要做个丁丁网；第三，我一年时间肯定超过当当；第四，我也祝福当当，我还是当当股东。
后来运气好，第二次融资来了，老虎基金找过来要投资。我把股东纠纷的事情跟老虎的人说了，他说，我来摆平。
第二天在电话会上，老虎基金就说，我们准备投1100万美金，但是李国庆和他的团队不满意，你们必须让出20点股份，否则我就把李国庆挖出来，单独干一个，就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考虑。
说完老虎基金把电话挂了，老股东们感慨老虎的“生猛”。我们的股份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这是第二次融资。再之后，到了2006年，DCM来了，当当又融了2700万美金。
电商大战明赢实亏
李国庆：业务大战里边，俞渝从来跟我是拍手称赞的。我们在百货上屡战屡败，但图书方面，当当是中国唯一一个不仅活着还活得挺好的垂直品类电商。这里面我们几个大战非常有意思。
第一战，是淘宝。它是平台，不适合卖低价格商品，那时候离开淘宝一年内的高管都不让去当当。他们对平台模型的证明失败了，小商品靠集约化，顾客在我们这至少平均买4本书，物流成本摊销后有极大的降低。第一战我们就打赢了。
第二战，是亚马逊中国跟我们打价格战。现在亚马逊从中国实体书市场退出了，他们承认我们有两招：一是我们不迷信机器算法，人工选择有价值的书，然后跟出版社谈折扣。再者是，价格战上确实打不过人家，我就利用行业和法律的力量进行限价。
第三战，对象是京东。我们上市路演的时候，刘强东宣布要进军图书，就是想打压我们股价。刘强东确实比我还猛，一年赔80亿人民币的亏损。这场恶战，我们靠四个点：一个是采购成本领先优势，一个是守住不正当竞争法，还有就是选书能力，以及对图书社区的经营。
跟京东的大战让我们在上市第一年亏了6个亿，亏在哪了？他们打我图书，我就打他手机。我给手机补贴，赔钱卖，在他们家后院放火。
光环褪去反思发展模式的桎梏
当当的这种输，某种程度上是从其高光时刻开启的。
2010年12月，当当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其发行价为16美元，初始市值为12.46亿美元。结果，首日开盘即报24.5美元，较发行价上涨53%，至收盘报29.91美元，较发行价上涨86.94%。
“上市当日涨跌40%以内应该是正常的，而当当开盘即涨53%，最终当日上涨86.94%，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当当的定价过低了，其实我们吃亏了”，李国庆表示，上市路演主要是俞渝和投行大摩等相关人士在办，但当时我们都经验不足，经过协商后告知我路演时不用去美国，只用在上市敲钟那一天去就可以了，但其实我一边在国内向懂国际资本市场的朋友咨询定价机制，一边就当当股价做最终决策。
投行一开始以各种理由建议发行价定为11-13美元，但我坚持16美元。后来我提前去了美国，本想就价格和俞渝进一步商量，但是当时投行负责人一直跟着我和俞渝进了酒店的房间，根本就没有给我们单独商量价格的机会。要知道，在西方进别人酒店房间这种事，还是很少见的。
李国庆说，“这就是当年和投行大摩女互撕事件的真实原因，从今天来看，这件事的影响远远超过当时我的想象，甚至可说是引狼入室。”
当当是顶着中国互联网电商上市第一股的光环登上美国纳斯达克的，在华尔街人士眼中，当当当时被视作中国版的亚马逊，其成功上市，无疑是当当最风光的时刻。
李国庆表示，当当的上市，一下子让华尔街看清了中国电商的底牌，这些资本大鳄很快缓过神来，原来只用投资5000万美元，市值达到12.46亿美元就可以成为中国互联网电商的领军企业，在纽约华尔街，能拿得出这种资金的人比比皆是，于是一拨拨的资金朝着中国互联网电商砸了过去，阿里、京东等获得了更大的资金加持，还有很多互联网电商也开始涌现。“假如当当的上市价格翻一倍，那势必能遏制华尔街的投资冲动，那么当当的生存环境无疑会好很多，当当其实是自己将敌人引至家门口了”。
但资本的推波助澜也好，实业资源的长袖善舞也好，这些都是外在因素，不是当当从中国版亚马逊的云端跌落的最根本原因，在李国庆看来，还是当当的管理模式阻挡了公司的成长。
李国庆表示，在当当创立前十年，俞渝基本上每天工作半天，上市前后，俞渝参与更多，但是两个人矛盾很多，从公司经营来看，主要是人事方面，两人经常意见相左，一度影响到公司的发展。为此，2014年12月，自认为更积极的李国庆提出放手，由俞渝全面管理公司，李国庆去开拓电子书等新业务。
此后，当当经历了一波人事动荡，很多创业元老和中坚力量逐渐离开当当。
与此同时，当当的整体业务发展速度并不理想，甚至逐渐被电商行业的大佬远远抛在了身后。当然，这并不是单纯的人事因素，而更多是发展模式和时势环境所限。
从股价上看，当当在上市之初一度冲高至美股30多美元，但之后就持续阴跌，长期维持在每股七八美元，直到2016年黯然退市。
而如今的当当，很显然也不再是中国版的亚马逊了。
李国庆表示，当当因互联网而生，是一家有着强烈的互联网基因的公司，然而对比很多互联网公司，比如风头正劲的小米、阿里，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注重共创共享，其合伙人模式或高管普遍持股的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的凝聚力、激励了团队的战斗力，而在当当，我和俞渝两人就占了91%的股份，这些年来真没有多少人分享了当当发展的成果，在互联网界，这正是最让我感到耻辱、感到痛心的地方。“财散人聚，没有人愿意为你拼命了，团队都没有积极性了，你还能攀登巅峰吗？”
李国庆认为，“发生这种事，我和俞渝都有责任，但根源还在于夫妻店的经营模式。比如，在开会对管理团队授权时，尽管我更开放更愿意分享，但在其他管理层看来，好像是我和俞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在演双簧给他们看，他们只能默默退出；另外，当当对于内部创业，有25%的股权激励制度，但是由于夫妻店模式，大股东占比过高，内部创业团队没有议价和表达的空间，最终也只能是能力强的远走高飞，能力不强的也不敢提出要求。”
对于这次联合小股东夺走公司公章一事，李国庆表示，在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分配当当30%的利润，以让早期参与当当创立的为数不多的小股东能够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改变夫妻店模式，注入真正新鲜的互联网基因，当当或许能迎来新生。（综合：中国新闻周刊 刘德炳；新浪科技 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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