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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每年进行的GDP核算不同,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最核心的普查内容是市场主体、从业人员的数量,企业资产规模和收入情况。虽然数据维度看似不多,但经济普查查的是“家底”。看GDP只能看到在过去一年里这个城市的价值增值,但看普查数据,才能看出这个城市GDP数字背后的真实实力。
2019年,按GDP排序的中国城市、省份排名都出现了大洗牌。一些省份核增,一些省份核减,这些数字的变动,最重要的依据都是2018年的经济普查,重新摸清家底,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王者,谁有巨大的泡沫。
京沪穗深四大城市的经济普查公报都已陆续公布,在这四个城市的普查公报里,印证着许多从GDP数字难以直接看出的日常感受,也透露出许多可能被忽视的经济细节。这篇文章,就来剖析四大城市普查数据里的那些有趣的趋势。
1、法人单位数量:北京最多,上海最少,广深增长最快
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尤其是企业法人单位数量,说成大白话,就是这个城市的市场主体有多少,或者说这个城市有多少老板。
法人单位数量,从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创业意愿。企业法人多的城市,开公司的人就多,企业法人少的城市,人们可能就更倾向于打工而非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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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数据可以更好佐证这一点。从2013年到2018年的五年间,北京的法人单位数增长60%,广州和深圳的增幅分别达到2.8倍和2.7倍,但唯有上海,法人单位数量只增加了7%。
从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年份)到2018年,正是中国城市发生剧烈分化的时期。一方面,京沪较高的户籍门槛和高房价,使得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趋于放缓,尤其是北京人口还有外流趋势。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城镇增量人口基数开始下降,逃离中小城市同样成为现象,由此形成了人口从京沪和低线地区向广深两个门槛较低一线城市、以及杭蓉宁汉等“强二线城市”(或称“新一线城市”)流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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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四个城市净增的法人单位数,从2013年到2018年,上海净增法人单位只有3万多个,而北京的净增数约为35万,上海净增企业法人单位只有北京的十分之一。广州、深圳两市净增法人单位数都超过50万个。
由于法人单位绝对数量主要由中小微企业决定,上述数据反映出深圳、广州中小微企业活力最强,北京虽然增速相对较慢但绝对值仍然较高,上海的中小微企业存量和增量都相对较少。
2、从业人员分布:北京、深圳从业人员规模领先
经济普查的数据,另一个重要看点在于从业人员数据。相较于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统计的是在该地区的从业人员数,由于从业人员和法人单位有对应性,某种程度上比人口普查的人口数字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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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中,分为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和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最多的是北京,1361万,其次是深圳,1243.54万,然后是上海(1170.9万)和广州(888.5万)。北京个体户的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都是四大城市中最少的,北京市只有32万个个体经营户(经营主体),少于上海的(33.4万),深圳的(49.39万)和广州的(69.29万)。从2013年到2018年,北京的法人单位数增长了60%,但是个体户的数量和从事个体工作的人口都下降了48%-49%,反映“首都功能定位调整”下,小商户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深圳四普公报中没有公布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情况,按照京沪穗三市一个个体经营主体平均对应2.19个从业人员来看,深圳的个体户从业人员约为108万(上图中即使用这一方式推估)。总体来看,广深的个体户远多于京沪,是个整体性趋势。北京个体从业人员64.6万,上海75.8万,两市相加约140万,少于广州这一个城市的153.51万。
按照深圳个体户人员推估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从业人员总数分别为1425.6万,1247.7万,1351.68万和1042.01万。也就是说,在四个城市有工作的人,数量都超过了1000万。
这里可以引入另一个非常有趣的指标,从业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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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技术上,深圳、广州两市在统计金融业从业人口时,均统计了全部的保险业从业人员(无论全职还是兼职),因此保险业从业人数非常庞大,且和其他行业之间存在一些重叠,因此它们的从业人员数量整体上可能有数十万人的高估,但从整体来看,深圳市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仍然最高。
在上述几方面之外,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主要有四方面的影响因素。首先是人口结构,其次是灵活就业规模,再次是职住分离,最后是人口统计误差。如果一个城市的居民大多“上有老,下有小”,整体上以居家过日子为主,城市常住人口中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和小孩,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就比较低。如果一个城市的大量居民都是没有成家立业,既没有接来老人,也没有生孩子的,那么这个城市的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之比就比较高。一般而言,由于非户籍人口无法平等享受城市的各项福利待遇,城市非户籍人口基本都是只在这个城市工作,老和小都在老家的。很明显,北京和深圳这两个城市这一现象最为明显,北京户籍门槛高,大量北漂在北京是孑然一身,或者只是小情侣小夫妻,没有老人和小孩。深圳虽然户籍门槛低,但由于外来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因为受教育程度、农村土地分配等原因,这部分产业工人落户率也很低,相当多的工人小孩在家“留守”,也使得深圳的老人小孩比例较低,“上班”的人绝对比例高。
第二,当前存在着一些高度灵活就业,比如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自由撰稿人等,这些人可能既不被统计在单位从业人口之内,又不属于个体经营户,灵活就业人数比较多的城市,“上班”的人的比例也可能相对较低。
第三,职住分离的现象也是可能存在的。由于深圳城市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全域都已经完全城市化,因而深圳和东莞南部在物理上已经连为一体,因而可能存在很多居住在东莞市辖区,但在深圳上班的人,这也是导致深圳单位从业人口甚至超过常住人口的原因之一。
第四重原因,可能是人口统计的误差。根据2018年的统计,深圳市全部在校学生有220万人,其中小学生就有102.8万人,学生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单位就业人口,且学生群体除了对应父母之外,还是可能对应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祖辈已退休(或未从业人员)。如果照这样计算的话,深圳市如此之大的从业人员规模,或许说明官方统计的深圳常住人口数量被低估。2020年将进行第七次人口普查,深圳人口是否被低估的秘密,也将揭开。
3、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深圳制造业第一城地位稳固
深圳是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城市,它不仅创造了全国最高的第二产业增加值(2019年深圳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5万亿,高于上海的1.03万亿),而且吸纳了全国最多的工业从业人口。
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工业和建筑业。总的来看,这四个城市中非工业二产人口(主要是建筑业)最多的是北京,106.8万人,最少的是广州,72.08万人,总体在72万到106万之间波动,起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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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数字充分表明,相较于京沪穗,深圳在制造业上高度发达。在城市经济体量大致相近的背景下,这也的确意味着第三产业的相对平淡。
4、北京的家底有多厚?
在平时,除了福布斯或胡润榜这样的顶级富豪榜单,观察城市的财富水平最直接的方式是观察这个城市有多少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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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产业,金融业是个资本金行业,资产规模的影响甚巨。这个时候更能看出北京的“家底”之厚。
广州、深圳的四普公报,没有金融业资产规模的统计。但就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金融业资产规模来看,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北京金融业总资产是148.63万亿,上海是35.72万亿,北京是上海的4.16倍。根据广东省四普公报,整个广东省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只有30.78万亿。这样的数字充分反映了一个事实,在金融活动和权力高度相关、且货币金融市场占据金融市场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北京虽然没有作为资本市场平台的证券交易所,但仍是中国最重要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单一金融中心。在中国,金融业整体上还是由国有机构主导,北京、上海较整个广东的优势仍然非常显著。虽然上海的金融业总资产不及北京的四分之一,但仍是整个广东省的金融业总资产的1.16倍。
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北京“金领”岗位一骑绝尘
根据近年来全国和各地的统计,平均薪酬最高的行业集中在金融和互联网(或者说是泛IT行业),这也是当下最核心的两个“金领”行业。相较于上海、深圳和广州,北京的“金领”岗位绝对数极大,反映出它给中高端人才带来的就业机会,仍是沪、深、穗不可比的。
北京金融业从业人员数(不含保险)的从业人员数为40.13万人,是2018年年末这一口径从业人员唯一超过40万的。上海的对应口径从业人员为32.7万人。广州的对应口径从业人员只有12.52万人,只相当于北京的四分之一强,上海的三分之一强。深圳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仅有总数,未公布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明细情况,假设广东省除广州市之外的地区,六成金融岗位都在深圳,深圳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含保险)人数可能超过30万,和上海在一个数量级,也远高于广州。
广东全省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含保险)是64.45万人。这一数字较北京、上海两地的总和仍少8万人。京沪两地在金融业上整体较广东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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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卖保险的人远比你想象的多
中国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最多的城市是哪个?答案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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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金融业(不含保险)从业人员虽然远远少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但算上保险业从业者,广州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就飙涨到了81.03万,比北京还多5000人。
广东省全省的金融从业人员280万,其中保险从业人员多达215.77万,保险从业人员占到全省金融从业人员的77%。而在广州市,这个比例还要更加夸张,在广州每100个金融从业者中,有85个都是做保险的。
以上六点分析,只是经济普查数据的冰山一角。深挖经济普查的公报,人们还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的更多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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