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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钟”。——北岛，1979年。
1979年，福建莆田，21岁的陈钢曾以为要把一辈子献给这贫瘠的土地。那一年，中国有9亿多人口，80%在农村，能吃饱饭，是大部分人的愿望。
他们不会想到，从这一年开始，所有人的命运都悄然转变了轨道。
当年的陈钢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早在一开始，就已铺好了通向未来的路径。
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除了小部分平原能够种水稻外，其他都是不易农耕的红土丘陵。唯有长长的海岸线，成为许多渔民的生命线。
莆田很幸运，有个好港口，对面就是台湾。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已故诗人余光中的一首《乡愁》吟唱着海峡两岸冰封多年的关系。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出了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和“通邮、通航、通商”等政治主张和倡议，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篇章。
台湾的锐步作为第一批先行者，将工厂迁入福建莆田，开始产业化生产。随着对外开放政策落地发芽，耐克阿迪这类国外品牌也都纷纷进驻，开办代工厂，招募大批劳工。
终于有机会走出农村了！得知这个消息的陈钢，坐上了前往制鞋代工厂的大巴。他不会想到，40年后，市面上10双高仿阿迪耐克，竟有8双来自莆田。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些鞋，过上悲喜交加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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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距离莆田110公里的晋江陈埭镇，有着和莆田相似的基因——背山面海，土地资源贫瘠，有着天然港口，大部分人口都是渔民。
9岁的丁世忠每日看着父亲起早贪黑打鱼的背影融入海平线。在大海变化无常的风浪中，父亲的背影显得无比渺小而脆弱，仿佛时刻会被无垠的大海吞没。即便如此艰辛，丁父依然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80年代，不少晋江人用石头、毛毡搭起了简陋的厂房，靠着几把剪刀和缝纫机，做起了鞋作坊。一时之间，陈埭镇鞋作坊遍地。丁父也狠下一条心，东拼西凑了几千块钱，和别人合伙开起了鞋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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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这首闽南歌在福建广为流传，唱出了身处地理环境恶劣的福建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1987年，17岁的丁世忠刚初中毕业，不安分的他有个梦想，想要到北京闯荡一番。
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离开自家的鞋作坊，带上600双鞋，只身前往北京卖鞋。
谁也不知道，那是未来一个叫安踏的知名企业，踏出的第一步。
三、
1989年，曾毓群从上海交大船舶工程系毕业。这个来自宁德市蕉城区飞鸾镇岚口村的农家孩子，毕业后选择在东莞新科磁电厂做工程师。
新科是SAE旗下的代工厂，后者是如今全球最大的独立硬盘磁头供应商。
那年，距离恢复高考已有22年整。此时的中国已孕育了一批批具备系统知识的大学生。向中国转移的代工厂不再只是服装玩具代工厂，还有需要高素质人才的电子产业代工厂。
当时国际巨头刚把电子产业代工厂迁入中国，曾毓群便是投身其中的第一批本土人才。不同于被动接受代工命运的晋江和莆田人民，曾毓群这类本土人才有着更多选择命运的余地。
2000年，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甲”将“中星—22号”卫星发射升空。同年，30岁出头的曾毓群刚从SAE旗下的生产制造基地新科磁电厂辞职。
拥有了知识和才能的新一代中国人，不再甘于代工别人的品牌。
究竟是时代的指引还是命运的使然，没人知道。当曾毓群离开代工厂那天，同样没人知道，未来他创办的一个叫宁德时代的公司，将和众国际巨头分庭抗礼，甚至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
从代工厂离职后的曾毓群与两位老领导合伙创办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mperex Technology Limited，简称 ATL），准备自己做电池。曾毓群回想，当时完全是出于冲动，因为这个团队根本不具备做电池的基础。
为了避开国际巨头在方形电池和圆形电池上的自动化生产优势，ATL准备从尺寸灵活，难以自动化的聚合物软包电池切入市场。确定方向后，曾毓群带着钱飞往美国，找贝尔实验室购买其聚合物锂电池的专利授权。
花了近一半的启动金把专利带回国后，ATL的技术团队才发现一个致命问题：电池反复充放电后便会鼓气变形，无法长久使用。曾毓群立马跑回美国质问对方，没想对方悠哉地说，“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法解决。”
本以为能就此开始一段新事业，不想到还没开始，竟然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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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陈钢入厂后，每天如同机器一般重复上万遍同样的动作，他觉得这就是命运。
直到一天，陈钢去了趟镇上集市。他发现，集市上大大小小的鞋店近十家，店里都挤满了人。原本要300多的耐克阿迪达斯，鞋店里卖不到100，有的鞋讲讲价，可以比他们厂的出厂价还便宜。
他拿起鞋一看，发现这些鞋做工精细，在外行人看来，真货和假货看上去没有任何区别，但价格却相差一倍以上。
陈钢想，在工厂里如机器般工作一个月也不过百十元收入，而卖假鞋可能一天就能赚到，不如去卖假鞋。
在莆田，人们管卖假鞋的人为“阿冒”，“假冒伪劣”的“冒”。陈钢决定，下海当“阿冒”。
通过赚了第一桶金的陈刚很快便有了自己的商铺，甚至印起了传单。传单上各类国际名牌运动鞋，下面标着被划掉的原价，旁边写着打5折后的价格。
在传单的最上方，赫然写着一句话，“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那是一个鲜红粗大的感叹号。
后来，这句话成为了莆田制鞋业流传的口号。
无数的假鞋从莆田流向全世界，让无数人欣喜，也让无数人忧愁。“我买到的鞋是真货还是假货？”，俨然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
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正式开启了互联网时代的盛宴。2004年hoopChina篮球论坛成立，而后成为了体育界的知名网站“虎扑”。忧愁买到假货的人们开始将解答疑惑的希望寄托于网络世界。
“看看我这战鞋是不是24K足金的？”
那时某宝才刚开始出现假鞋，莆田的制鞋大法也才刚修炼到第一层，难逃虎扑大神的火眼金睛。但没想到的是，面对虎扑大神的质疑，莆田竟然谦卑的接受，并虚心求教，一点点修正和完善。
没过多久，面对真假鞋这个问题时，虎扑大神也只能模棱两可地留下一句，“我只能保证挂的标签是真的”。
有人曾拿着莆田的假鞋和正版鞋去正规检测机构检测质量，经过了耐磨测试、抗弯折测试和剥离测试之后，发现除了剥离测试中鞋底稍易剥落一些之外，假鞋其他部分和真鞋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质量比真鞋更好。
在鞋迷中至今流传着一个笑话：区分真假VANS的方法——如果不开胶，那肯定就是假VANS。
纵然制造水平超车，管理与营销能力卓越，但借了别人品牌的假鞋注定无法得到认可。
莆田假鞋产业让许多人摆脱了贫穷，却没能赢得体面。
走到今天，陈钢把家里兄弟姐妹都从农村带了出来，安排在他安福电商城的六个店面里。一家人虽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但时常还会提心吊胆，害怕卖假鞋被警方抓查没收。唯有夜幕降临时，他们才敢出来谋生。
白天，莆田的安福电商城空无一人，宛如鬼城。到了凌晨时分，电商城灯火通明，商贩接踵而至。集市里人头攒动，却没有喧闹的声音。
夜幕之下，所有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行走在阳光背面的他们，没有多说一句话。
因为夜幕，是他们唯一的保护伞。
五、
孤身一人在北京卖鞋的丁世忠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
在卖鞋时，丁世忠发现商场里的鞋子许多是晋江生产的，但贴了个青岛双星的牌子后价格就翻了5倍。这让丁世忠感到十分疑惑。
1988年，李宁作为中国运动员代表参加第24届奥运会火炬传递，成为第一位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中国运动员。而后退休创建李宁体育用品公司，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驰名中外的运动品牌。
他想明白了，是品牌。
1991年，丁世忠带着自己在北京赚下的20万回到了晋江，他要打造属于晋江的品牌。
丁世忠回到了晋江，加入父亲创办的一家叫“安踏”的鞋厂。名为“安踏”，是“安心创业、踏实做人”的意思。
然而当时整个陈埭镇都是做代工厂，所有厂子的业务模式和产品基本相同，安踏也不例外。
90年代的中国已有了世界工厂的雏形，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政策吸引众国际品牌前来，留下大量订单。陈埭镇的小鞋厂们混得风生水起，都觉得此般盛世将持续下去。
但丁世忠明白，这些海外订单并不是代工厂能掌控的。从品牌到销售，全都依赖外部，几乎没有主导能力，一旦别人不给订单，这些厂便难以为继。
必须打造自己的品牌，才能对抗这种不确定性，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于是，他一边做着代工，一边琢磨着四处开专卖店，拓展自己的分销渠道。经过丁世忠的努力，安踏在全国推广了代理分销模式，并且有了第一批经销商。
1997年7月1日，中国拿回了香港。而就在第二天，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全球市场需求迅速下滑，鞋订单大幅减少。曾经辉煌的晋江鞋厂倒了一大半，唯独安踏早已在全国开了2000多家专营店，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
但即便如此，安踏的知名度还是不够，也没什么影响力可言。为了能让安踏能够名扬天下，丁世忠决心赌一把，他想到了请明星代言。
现在企业请明星做代言很常见，但丁世忠的做法，在当时却是一道险棋。
那年北京的房价才2000元/平，安踏一年的利润也就400万，但孔令辉的代言费却要80万元。除了耐克阿迪这些国际大牌，国内品牌没有一家找过明星代言。
这让安踏内部吵成了一锅粥。代言能产生的效果完全无法计算，没人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代价请明星代言。
那一年，互联网浪潮还在萌芽阶段，“流量”这个词的意义没有多少人理解。但丁世忠明白，代言人带来的流量，会是企业品牌的流量。这是打造知名品牌必须走的路。
在争吵不休的会议中，丁世忠说了一句颇显格局的话，“是知道安踏的人多，还是知道孔令辉的人多？”
丁世忠拥有最终决定权，毅然把孔令辉签了下来。然而签下来后，安踏的销量却没有任何变化。原来消费者虽然知道孔令辉，但不知道孔令辉签了安踏。
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点，还得花300万上央视的广告。没有退路的丁世忠不得不再次顶着巨大压力，砸入年利润的四分之三豪赌一场。
赢了，那是众望所归。输了，企业前途难保。
1999年，孔令辉登上央视，第一次为安踏做代言，但广告播出后的一两个月市场都没有反应，丁世忠都要被逼疯了，直到第三个月，才陆续有经销商过来洽谈，安踏的销量也在翻倍上涨。
2000年悉尼奥运会，孔令辉和瓦尔德内尔苦战五局，最后赢得了冠军。赢球之后的孔令辉仰天长啸，疯狂亲吻着胸前的国旗，这一幕让无数中国人为之动容。
此后，孔令辉再说出“我选择，我喜欢”这句广告语，立刻让安踏横扫中国，当年的销售额就突破3亿。
这次代言在安踏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安踏不仅名扬天下，而且销售收入也一路猛增，从1999年的2亿增长到2006年的12.6亿。
2007年安踏在香港上市。10年，股价翻了近30倍。
安踏的成功只是晋江的缩影。如今的晋江已是全国最大的鞋产品生产、加工和贸易基地，鞋产量占全球8.5%，是特步、361度等知名运动品牌的摇篮。
然而即便如此，在外人眼里，这些只是换了商标的代工厂，没有先进的设计理念与技术创新。
当国外品牌仍固守着“老子世界第一”的傲慢时，他们没有发觉，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逐步走出贫穷之后，已渐渐从“世界工厂”成为了“世界市场”。不论是哪个国际品牌，都不得不重视中国庞大的市场。
意大利的百年时尚品牌FILA的大中华区业务，于2009年被安踏收购。2015年，安踏又收购了英国知名健步鞋履品牌 Sprandi，随后又并入日本高端专业运动品牌DESCENTE中国区业务，韩国第一大高端户外品牌Kolon等。
上市后的安踏凭借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和逐渐壮大的资本市场力量，将一众国际大牌纳入麾下。
一艘国际品牌的巨轮，已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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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夜夜的失眠中，曾毓群苦思对策，聚合物锂电池使用的温度上限只有85度，而“贝尔配方”中有些物质成分的沸点是93度，这或许就是其缺陷的根本原因？
带着这个疑问，创业团队开始研制新的配方。在紧锣密鼓试验、测试了两个星期后，其中一个新配方做出来的电池居然解决了鼓气的问题。
买了残次专利，最后攻克技术难关，硬扛出产品。当时二十多家企业买了“贝尔配方”，只有ATL成功改良。
这背后不仅是执着和坚定，还有对技术的深刻理解。凭借这这种精神，ATL逐渐打开软包电池市场，一步步蚕食韩国日本等外商电池品牌在国内的占有率。
2004年，一家美国企业找上门来，为旗下的MP3电子产品寻找电池秘方。这家企业此前已经找过很多国际锂电池公司，但是无一能解决锂电池循环寿命过短、长期使用后电池鼓气的问题。
ATL为对方试制了专用电池，双方随即达成合作关系。但曾毓群没想到，合作刚展开，对方开口就要了1800万个电池。
这家公司叫苹果，ATL供货的对象是红极一时的iPod。两家对质量吹毛求疵的企业走到一起，ATL顺着对方的发展扶摇直上，从小企业一跃成为行业内的新领军者。
那之后，苹果推出iPhone，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ATL也顺理成章成了iPhone系列的供应商，并且最终成长为其最大的电池供应商。
苹果一役后，ATL顺风顺水，从行业黑马一路驰骋为龙头企业。期间，其市场版图不断扩张，成为世界一线品牌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型电子移动设备的必备电源。
2016年底，三星Note7爆炸事件沸沸扬扬，而大陆地区的事故却寥寥无几，是所有地区（包括港澳台、欧洲、北美、日韩）中最少的。
三星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中国地区发售的Note7手机采用了不同的电池供应商，这家供应商，正是ATL。
曾毓群强调，ATL的战略是将“安全性”放在第一位，“所有合作都要从安全着手，我们的设计和验证的逻辑首先是做到安全，实在有困难也要做到亚安全。”
他说，“我们反对技术冒进，因为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电池都是危险品。”
曾毓群的格局定位是“打造世界第一安全的电池品牌”，而非成为最大的电池企业。
到2017年为止，ATL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聚合物电池生产商。就连当年最早进行聚合物锂电池开发的索尼，现在喊出的口号都是——超越ATL。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ATL当年引入过多风投资金，创始团队占股比例小。而后风投资金退出，股份悉数被日本TDK集团买下。这就造成了现在ATL尴尬的局面——一个中国人创办，中国人主导的公司，却是日资控股。
2008年，国家鼓励示范城市开展新能源公共交通，为之提供大量补贴，车载动力电池的需求猛增。
2011年，曾毓群和ATL内部团队独立出来，创立了宁德时代。宁德时代的英文名和ATL几乎一样，区别就在于，宁德时代前面加上了China，全称China Amperex Technology Limited。
当初的中国缺钱缺技术，不得不在外资的羽翼下发展。如今中国有着技术实力和强大的资本力量，不再依赖别人，有了对外国企业说“不”的实力！
现在的宁德时代，完全是中资背景，创始团队对公司绝对控股，不留一点空子给外资钻。
在新能源的风口之下，早在2004年就提前布局了汽车动力电池的宁德时代，依靠技术底蕴和长期口碑最终跑了出来，成为金龙客车，甚至宝马的电池供应商。
2015年宁德时代的出货量便超过了两家韩系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动力能源领域的前三甲，仅次于领先的松下和比亚迪。2017年，宁德时代超过松下和比亚迪，成为全球动力电池出货第一名。
2018年6月，宁德时代在A股上市，市值超过比亚迪。
曾毓群常说一句话：“假如我们不是世界第一，我们没有存在的价值。”
宁德时代之所以迅速成长，不仅因为他在技术上的投入，作为新技术的引领者，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技术安全的负责态度，以及超前的格局。
目前宁德时代出品的动力电池，已经为超过30万辆新能源汽车提供了澎湃动力。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未来，越来越多全球各地的新能源汽车，会装上一颗来自宁德时代的“中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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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改革开放前，我们做个鞋都得向国外学习。后来中国人凭借勤奋与聪明，迅速提高制造工艺、管理和营销能力，仿制鞋的工艺甚至能比原厂更好。
但仿制总归是仿制，难以得到认可。同样在改革开放浪潮中走上制鞋道路的晋江，最终在分叉路口放弃仿制，开始打造自主品牌，从更大的格局层面寻找通往国际的路径，从而孕育出安踏、特步这类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国产品牌。
踏入了21世纪的中国已不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中国不论是技术实力，还是资本力量，已有了与西方国家一较高下的筹码。
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从代工厂出来后创立的ATL，是一个时代中国企业的缩影。曾经弱小的中国企业被外国专利坑，被外国资本掌控，但如今我们看到，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拼尽所有把技术的坑填上，倚仗中国日益强大的资本力量自立自强，冲破一切难关，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这也是中国能取得如今的强大，甚至强大到被西方国家视为威胁的原因。
从代工仿制，自主品牌，到用技术说话，中国企业的发展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时代缩影。
同样，这也是中国从被动接受命运到主动创造命运，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从依靠外力到自立自强的时代缩影。
这个时代里，我们都席卷其中。
2018年，改革开放第40年，而这一切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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