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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变精明了，绞尽脑汁地把税收协定给利用尽了，却反倒拆了东墙补西墙，超过了国内3层/5层架构抵免限制，得在国内补税；
你又执拗地把利润截留在境外，还得意地认为不用交了吧，却又掉到了反避税的坑里。。。
怎么破？
1:没有考虑双边税收协定
很多数人觉得香港税负低，是个很好的海外投资架构，那么，如果你现在并购美国标的，直接就用中国—香港—美国架构，税负会很高。
首先是标的企业在美国当地要交企业所得税，综合考虑联邦税和州税，按平均税负35%算，剩下65%的利润可以汇出美国。
那么从美国汇入香港时，很不幸，美国和香港并没有签税收协定，这就意味着美国公司产生的利润，在分配至香港母公司时，美国要收30%的预提所得税。
这样一来，在美国差不多要交55%的税（35%+65%*30%）。
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考虑到双边税收协定的影响。
2:没有考虑母国（中国）的税收抵免
同样并购美国标的，你选了从香港投出去，并且又模仿别人设立了一系列中间层避税地，比如香港—开曼—BVI—美国吧。很洋气是吧。
这又带来了新问题，就是超出了中国企业所得税三层抵免的限制。（财税〔2017〕84号增加不分国不分项的综合抵免法，将抵免层级从三层扩大至五层）
就是说，你美国公司利润层层汇入中国，要经过：美国征掉35%企业所得税，再向美国贡献20%的预提税，剩下45%回到中国，但由于超出三层抵免限制，这45%的利润在中国还要征收25%的企业所得税。
剥削了几层，给各国上了贡，到手已所剩无几了。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考虑到所在国税收抵免的影响。
3:没有考虑国内反避税
（如CFC受控外国企业条款）
如果超过三层抵免，汇回到中国大陆，中国还得征25%的企业所得税。
那么你会讲，我把利润留在海外，比如香港、或者留开曼、BVI，放外面不汇回来，不是就可以避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了吗？
但实际上，这样又可能触犯中国所得税法海外受控公司的规则。
就是说，如果你海外子公司实现的利润留在了受中国企业控制的海外公司里，
并且这个积累利润的海外公司所在国的税负低于中国税负的50%，而你累积在里面又没有合理商业目的的，
即使你利润不汇回中国母公司，中国税局依然可以视同利润已汇回而向你征税。
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考虑到受控外国企业（CFC）的影响。
4:没有考虑国际反避税
（如反税收协定滥用）
OECD、G20都在推行的BEPS行动计划，就是反“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反税收协定滥用。
好了，还是投美国标的，分析后你发现美国跟欧洲，比如卢森堡、瑞士的税收协定很优惠，符合条件预提税是5%，而瑞士跟香港也有税收协定，且相互是免预提税的。
那么你乐了，
用中国—香港—卢森堡或是瑞士—美国架构的话，美国跟卢森堡和瑞士是5%，然后卢森堡和瑞士跟香港又是免征的，
同时还能享受香港跟中国大陆的税收协定5%。。。
貌似非常完美。
但是要提醒你的是，不仅美国，也包括中国等，对滥用税收协定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
如果税局判定你搭的中间层国家如卢森堡，并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经受不了实际受益人的测试，
美国税局有可能剥夺你所享受的美国-卢森堡5%的税收协定待遇，相反会按照无税收协定即30%重新计征。
这样，不但你少交的25%要补上来，并且可能还要补交利息和罚金。
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考虑国际反税收协定滥用的影响。
5:结 论
没有标准的投资架构。
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投资标的国，用什么样的架构是于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都要分别进行设计，
生搬硬套流于形式的方式，可能隐藏着很大税务风险。
就像投美国，你是用中国—香港—瑞士、卢森堡—美国，还是其他组合，
要看你将来的业务情况，你会不会有欧洲业务发生，如果根本就没有欧洲业务，那么瑞士、卢森堡—美国很容易被认为没有合理商业目的，欧洲路径就不行。
说回来，
对于海外投资架构，要考虑三个方面，
第一，是标的所在东道国的税务环境，比如对税务居民的规定，税收协定的网络，反避税的规定，企业所得税税、股息、利息情况，预提税，资本利得税，特殊的减免税，外汇管制等等。
第二，就是母国（中国）的税务规定，比如中国税收抵免规定，反避税的规定等。
第三，就是中间控股公司，把东道国、中间国和母国等的税收协定和税收网络要进行综合考虑。
而且，好的融资结构，也有助于集团税收最小化。
比如，把卢森堡或瑞士作为一个融资平台，赋予它融资的功能，通过发债或是贷款获得资金，再借款给美国，利息去抵扣美国企业所得税，就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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