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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兴衰沉浮。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城市发展会经历怎样的分化与聚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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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等主要国家城市格局变迁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城市发展的过程。
（1）美国城市格局变迁
1930年前后，美国大体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
而之前的一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之后，欧美主要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频繁，欧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受阻。
与英法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美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工业强国，而且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因为历史原因，却没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作为工业品的倾销市场。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其经济也不得不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消费型转变，美国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而随着美国经济转型及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变化，1930年到2016年的大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城市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曾断言“人口即命运”，人口也确实是反映城市兴衰的关键性指标，下面我们就用人口指标来观察美国从1930年到2016年主要城市都市区（注意，非单体城市）人口兴衰变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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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1可知，排名大幅下滑的城市主要分为两类：
环五大湖工业城市：以底特律、克利夫兰等为代表的环五大湖老工业区。我们通过新闻了解到，汽车城底特律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濒临破产状态，甚至出现1美元甩卖房产的情况。
而作为詹姆斯的球迷我当然知道现在的克利夫兰是一个衰落的中等城市，令我感到吃惊的是1930年它居然是全美第8大城市。
内河水运枢纽：以圣路易斯为代表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水运枢纽城市。
排名大幅提升的城市则主要为：
首都、内陆中心城市、州府：华盛顿、达拉斯、休斯敦、亚特兰大、凤凰城、丹佛、迈阿密等。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工业化的后期，尤其是后工业化时期，美国那些高度依赖工业和贸易（无论是出口加工贸易、内陆水/陆枢纽城市）的城市，慢慢走向衰落。
而行政、科教文卫资源丰富、服务业发达、辐射地区及人口广博的首都和内陆行政中心城市则逐步崛起，替代了那些工业化时代的翘楚。
以华盛顿为例，20世纪初期，它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城市。如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直接管辖人口70来万，整体大都市区人口600多万，成为了全美排第六的都市区。并且有报道显示华盛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是全美第一。
这样的变化带来了直接后果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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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美国工作或者旅美人士都反映，美国的很多老工业城市人口外流、老龄化加剧，房价低迷，而新兴的服务业及商业城市则正好相反。
如上图2所示，从1930年代到现在，环五大湖老工业区那些曾经的全美top20大都市，中位数房价几乎都在15万美元及以下，也就是说基本都低于全美均价。
而那些曾经不够强大的内陆行政中心城市和首都，在80年以后，房价达到了全美均价的2-5倍。
为什么会这样？直接原因就是这些新兴城市有更多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为优秀的人力资源提供更多的成长性机会，导致这些人愿意为高溢价的房子或房租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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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主要国家的城市格局变迁
再来看看我们的邻居，联邦制大国——印度。
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印度首都德里都市区，目前已经拥有2600万左右人口，超过了2300万人口的孟买都市区。
在我们的印象里，拥有宝莱坞的孟买就是印度的象征，就是印度的“上海”，而且孟买这些年也一直在对标上海，但现在它最大的对手是德里。
同样作为上亿人口的联邦制大国，巴西在1960年从无到有新建了首都巴西利亚。1970年时，巴西利亚拥有62.9万人，全巴西第11。
而到2016年，巴西利亚已成为428万余人的巴西第4大都市，并且其人口仍在快速膨胀，有望在10-20年内成为仅次于圣保罗和里约的第3大都市。
我们发现，全球4个人口超过1亿的大型联邦制国家：印度和俄罗斯的首都人口全国第一，美国和巴西从无到有新建的首都，也已经发展成为所在国家的都市区。
至于占全球大多数的单一制国家，基本都是首都人口全国第一，且绝大多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典型的如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土耳其、埃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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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中国主要城市格局变迁
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在此之前，中国基本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且就在这一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的历史峰值。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随后逐步降低，历史总是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大家发现是不是和美国的1929年有很多相似之处？
为了让大家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城市格局变迁，我将比较的起点定位于加入世贸的前一年，就能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逻辑一直在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远较美国为快。
在不到20年里，分别经历了出口拉动、投资拉动、消费拉动三部曲，而每一部曲，又分别缔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格局。具体变迁情况如下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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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3所示，过去接近20年的中国城市格局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到2008年。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年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是继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之后，又一个重大历史性时刻。
自此之后，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链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人民的勤奋和智慧，在全球贸易体系里得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价。
正是因为将勤劳、聪明、廉价的中国人民纳入全球化经济发展与治理体系，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全球经济发展开始了双引擎时代。
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由1998年的31.8%快速拉升到到2008年的70%，受大环境影响，出口型城市成了站在风口上的猪。
苏州、东莞、无锡、佛山、宁波、泉州、温州等外贸城市开始逆袭。顶峰时期的无锡、佛山、宁波GDP甚至超过武汉、成都等省会城市。
第二阶段，2008到2015年。2008年是全球经济深刻变革的一年，也是中国经济脱胎换骨的一年。
这一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订单锐减，我国的出口业受到了剧烈地打击。这一年，中国GDP增速大幅下滑了4.5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推出史无前例的4万亿投资计划，海量的信贷进入到铁公基项目，高铁等大基建轰轰烈烈干起来。
重庆、天津、武汉、郑州等城市成为这个时期的明星城市，苏州、无锡、东莞等以外贸见长的城市经济增速相对放缓。
第三阶段，2015到2018年。2015对中国经济来说又是一个的至关重要的时间，在正视4万亿投资留下的各种后遗症之后，中国政府开启了去库存、去杠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大动作。
就在中国经济增长陷入暂时的瓶颈期，“消费升级”开始蛟龙出海，消费接棒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入“新时代”，即以出口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越来越依靠消费。
这一转变再次影响中国城市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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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主要城市格局变迁异同点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进入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时期，由出口驱动、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过程中，中美的城市格局变迁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
那就是大区中心城市与人口大省（州）省会（州府）城市成为最大赢家，因为省会城市天然是一个省的现代服务业及消费中心，而像广州、成都、南京等大区中心城市，甚至还扮演着多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及消费中心。
这种独特的地位，往往让同省或周边的高级别城市受到一定影响。
与之对比的是，沿海那些加工贸易型的非省会城市在中国经济版图上面越来越黯淡，这里我们将佛山与武汉、成都进行对比。
2010年的时候佛山GDP还略高于武汉、成都，不过短短8年，成都和武汉GDP都已经1.5万亿左右，而佛山才无限接近1万亿，这8年的增速对比着实吓人。当然，佛山在民营经济、民富程度、城市化水平上有优势。
这个差距，恰恰也是强省会或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增长的潜力之一。
如果说中美主要城市格局变迁还有不同的话，那就是美国大半个世纪走过的路，中国只要10-20年就会完成。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能够迅速走完发达国家走过的漫漫长路？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三次工业革命，而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正是这种落差结合中国的规模优势（数量庞大且能够吃苦耐劳的廉价劳动力和庞大且层次丰富的低成本大一统国内市场）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势能，能够迅速地吸收欧美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迅速的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进；
二是中国拥有古老并且灿烂的文明，具有能够迅速复兴的文化基因。研究历史发现只要将压在中国人民追求物质财富的巨大束缚解除，中国会马上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甚至是执牛耳者。
另外我们周边与我们文化同源的东亚国家或地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香港，都在近现代进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这也是笔者近些年逐步恢复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无论是工业化还是产业升级，我们都是渐进的，都是自下而上的。
在工业化方面我们是从原始工业化到逐步完成前两次工业革命，甚至部分领域和欧美一起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产业升级方面我们是由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由高储蓄到高消费，其经济发展历程非常符合“胚胎发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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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强政府，则国内不可能形成统一且低成本的大市场，也无法集中优势资源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批量民族企业。
没有重商主义则不可能为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提供原始积累。
凡是采取了这种发展模式，比如美国、法国、德国和亚洲的日本，都成功了，而没有走这条道路的，比如拉美、南非以及很多自然资源及能源丰富的国家都失败了。这个分析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很大程度上如此。
关于经济上的“胚胎发育”规律，我就拿苏联来举例，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彻底的情况下，强行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导致事关民生的农产品及轻工业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最后引来国内剧烈的通货膨胀，这充分说明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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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是都市圈化及大城市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一句名言，“21世纪将会有两件大事影响人类的进程：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所影响的不只是中国，它已成为影响全球的大事。
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并且正以较快的速度提高城市化率。目前中国已经走完了城市化的上半场，下半场是都市圈化及大城市化，那它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
我们观察到主导中国城市化的资本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即由工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再向科技资本转变。
以深圳举例，为什么深圳会成为中国创新之都？说白了就是其逐渐将早期的政策利好转化为生产要素聚集优势，即资本、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在深圳2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而越集中，各生产要素交流、组合的速度就越快，由思想变成创意，创意找到资本，资本通过适宜的技术找到应用场景，然后在东莞的生产车间里面变成产品，甚至是精品的速度就越快。
这是中国都市圈化及大城市化最成功的典范，通过优秀的生产要素的高度集中、频繁互动，才有资格去参加全球竞争，才能占据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链条的顶端位置。
这里我要引出一个概念，在信息社会，决定一个互联网公司成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信息交流的广度、深度和速度。而在全球化时代，决定一个城市兴衰的密码，则是优秀生产要素交流的广度、深度和速度。
在现代城市中，伴随着各种思想、创意、资源相互交融和影响，能够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新生事物，现代城市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
在现有科技条件下，适度的规模化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比如现在中国大城市正在如火如荼实施的都市区轨道交通、城际铁路及国际机场建设。
如果说互联网让BAT实现了线上流量的集散，而轨道交通则让大城市实现了线下流量的集散，二者都是规模经济的游戏。
根本上讲，有地铁的城市和没地铁的城市，就像是火车时代和马车时代的区别，前者对后者是降纬打击，因为经济层面取得的所有进步，基本都可以归结为效率的提高。
而都市区轨道交通体系需要庞大的投资，也只有经济足够活跃，且人流量足够大的城市才能视之为标配。
同时，都市区轨道交通体系又极大地拓展了城市的经济边界，提高了城市的发展上限。
总之，在市场化的驱动下，大城市始终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这样仍然在大规模推进城市化的国家，必然表现为人口继续寻求进入大城市。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人口都是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无论是美国的主要都市圈、英国的伦敦都市圈、法国的巴黎都市圈，还是日本的东京都市圈，人口、资金等的聚集效应均在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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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变迁及对城市化方向的影响
回顾中国过去41年来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政策导向与市场动力之间存在明显偏离态势。
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政策导向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布局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然而从城市化的实际发展情况看，恰恰与政策导向相反。
1980年到2015年，中国的大城市在全国700余个城市中发展最快，目前300万总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80个，500万以上的城市88个，800万以上的城市30个，1000万以上的城市13个。
这些大城市不但其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60%以上，而且创造的GDP超过70%，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绝对中流砥柱。
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及福利制度，进入大城市的农村人口，多数是以暂住人口或流动人口形式存在。
他们享受不到户籍人口那样的福利待遇和各种城市权利，就是说，他们仅仅是完成了空间的迁徙和就业方式的变化，并没有完成身份和法律地位的转化。
他们的国家认定身份仍然是农民，只不过变成了“农民工”，这就造成了“表象城市化”问题。
为此我们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这是中国城市化的全新战略。
“新型城镇化”指的是不同于过去农村人口大规模急速涌入大城市、造成大中小城市发展极不均衡的传统城市化发展格局，要真正实现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发展的均衡化；
“以人为本”指的是要在政策引导下，高效解决进城农民的户口、就业、住房以及其他城市福利待遇问题，让城市化真正成为每一个新市民借以改变命运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重大社会基础工程。
从最近几年中央政策倾斜情况来看，中央已经默认了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安徽、陕西等不少中西部省份倾全省之力发展省会的模式。
我们也看到，最新国家相关部委支持建设的4个国家中心城市，全都给了内陆省会，分别是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国家级新区也多数给了省会和直辖市，如南京的江北新区，重庆的两江新区、成都的天府新区、西安的西咸新区、南昌的赣江新区、长沙的湘江新区等。
最能体现中央有意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的另一明显特征是，中央批复同意了一些中心城市“吞并”周边县市。
过去几年里，合肥“吞并”了巢湖的主要部分；成都“吞并”了简阳；西安代管了横跨西安咸阳的西咸新区；济南近日又一口“吞下”了地级市莱芜。
不久前，我更是惊喜地发现包括山东省的济南和青岛，福建省的厦门，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江苏省的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被点名“引领带动作用不够”。
措辞中提及“龙头作用不够”、“省会作用不够”、“中心城市作用不够”等等。
2019年2月21日，《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意见更是提出，到2022年，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大幅提高，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要基本消除，“都市圈”时代正式来临。
由此，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越来越符合后工业时代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未来20年的城市化将呈现“中间平稳、双向突破”的基本格局和趋势，即中等规模的城市基本保持平稳发展，甚至因为人口外流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战略突破将发生在城市化的两端，即大城市和小城镇两个方向上。市场与行政的双向力量，将继续推进大城市的高质量强劲发展，并且这个也是中国城市化下半场的主线。
而国家政策导向将扶持大量小城镇的成长，比如发展特色型小镇经济，确保不适应服务于高新技术产业及新经济的人口就地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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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城市将是城市战争新的胜利者？
让我们再次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一个绝非偶然的路径选择。
那就是当一个体量足够大的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再也没有足够大的外部市场能够接纳它创造的增量时，其经济增长方式都会不约而同地转变为消费驱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工业化国家战胜外贸型国家，就像英国战胜荷兰，大市场的消费型国家战胜单纯的工业化强国，美国任何时候都会力压德国、日本一头。
因为谁掌握了消费的话语权，谁就能掌握资源配置的主动权。在城市兴衰方面也是如出一辙。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展轨迹从出口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消费驱动。与之对应的是城市的发展脉络，工业城市打败了外贸城市，而消费中心城市又打败了工业城市。
当前，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且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投资拉动经济的后遗症已经显现无疑，唯有消费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在消费驱动时代，那个城市规模更大，更靠近人口中心，哪里能辐射并聚集到更多消费人口，哪里就容易出现繁荣的服务业，就会有更好的经济活力。
最近两年来，几乎全国所有省会城市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抢人大战，其实就是认识到消费驱动时代的到来，谁也不想错失这个风口。
但是谁能抓住这个风口呢？我觉得大省省会具备天然优势，尤其是扮演着多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及消费中心，且该省城市化率还不高的大省省会。
当然很多人会质疑，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够优良，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不够发达。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资本，特别是科技资本会助推它们完成转型。
过去的十年，一线城市及杭州站在了互联网经济的风口，由此积累了大量的科技与金融资本。
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一旦资本高度拥挤，它就必须竞争土地、人才等其他生产要素，使这些生产要素高度溢价，比如北上深的房价（它是地租的一种表现形势），而导致资本利润率大幅降低。
因此以科技资本为首的各类资本开始外溢成了必然。但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并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新经济的土壤，这样具备比较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大量且优质的人才储备、优良的营商环境及政府公共服务的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就成了科技资本及金融资本的最佳流入地。
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远较一线城市低廉的地租，及更强有力的产业扶持政策，而适合新经济发展的优质人力资源储备又远较外贸型及工业城市为好。
并且与传统行业相比，以科技资本主导的互联网产业等在转移时，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上海交通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采访时对媒体分析，传统行业受到供应链限制，转移需要搭配庞大的上下游企业，而互联网以“人”为主，异地办公难度较低，在迁移时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这个从中国新经济的代表们纷纷在成都、武汉、重庆、西安等新一线城市建立第二总部、区域总部或者研发中心可以看出。
而且我最近注意到相关数据，从一线城市流入成都、武汉等大陆区域中心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从业者收入水平没有明显降低，一般不超过20%。
考虑到这些城市只有北上深1/3左右的房价及稍低的物价水平，对优秀人力资源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随着这些城市营商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从业者会进一步回流。
而据我了解，这些也是必然会且正在发生的，因为这些城市已经开始与优质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形成了良性互动。一句话，它们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综上所述，城市运营与抖音、拼多多等互联网企业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是做流量的生意，谁能获取更多的流量，谁就能赢得未来。
从抖音、拼多多的流量逆袭，可以感觉到，只要产品做得好，并且争取到资本的青睐，势必收割天量的流量。
对一座城市来说，我想它能提供的最好产品就是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与公共服务，当然如果能够发掘城市的深厚历史底蕴及内在文化动力，并且转化为符合现代精神且凝聚城市共识的超级IP,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国富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内部，发展到最后肯定是不同区域同一阶层的综合购买力应该大致相等。
根据美国的经验则是，大体量的头部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不大。如果这种发展轨迹也适合中国的话，与不久的将来相比，目前国内某些具有高度成长性内陆中心城市的固定资产价格还处于低估阶段。
而敏锐的资本是从来不会放过洼地的，并且填平的速度会更快。因此作为普通人，我们最应该记住的是，方向性、历史性、时代性的错误不能犯，犯了就没人能补偿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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