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力求还原真实的职场人物，描述那些光鲜背后更为坚定的力量。
以下是馒头商学院导师王茜的自白。
王茜是馒头的导师，也是馒头的投资人。在工作的15年里，她的职场身份丰富而多元：创业者、上市公司高管、投资人、电台嘉宾主持人，是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
她的身上，映射了这个时代的故事。
“人家是毕业之后就业，我一毕业就失业。”
“我就这么和孙宏斌擦肩而过，错过了房地产最辉煌的10年。”
“哪怕是践行一个消极的行为，也应该基于一种积极的选择。”
采访、撰文： 于蒙
| 王茜说，“我的人生似乎存在一种12年之约，冥冥之中注定每隔12年要“清零”，主动或者被动的。”
“这种惶恐不安定期重复，几乎成了我学生时代的基调。
我出生在包头。12岁那年，知青返城，我和父母一起回天津。
在一群洋气的直辖市同学里，我是个战战兢兢进了大观园的“土包子”。就连雪碧、可乐，我也是到天津后才第一次喝到。
包头小学不开英语课，我的同学都是从小学开始学英语，我完全跟不上，一下从前几名变成倒数。
后来因为父母工作关系，我又转到了蓟县去借读，几年间，小学转学4次，初中换了3所。
尽管成绩还算优异，但老师从来没让我当过班干部，因为我是借读生、转学生。
好不容易和同学熟悉了，每个学期末我又要回到原学籍所在的学校，和一群陌生人一起复习、考试。再开学的时候，好像大家又都忘了我，之前所有努力全部清零。
我永远都像个新同学，午餐时跟在一群有说有笑的女同学背后，默默走到食堂，不知道怎么打饭。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现在我还记得。
这种惶恐不安，定期重复，几乎成了我学生时代的基调。
上大学之后，环境终于稳定下来，但我却仍然担心自己被人忽视，隐隐有种自卑感。
我发现学校里学习最好、总拿奖学金的人反而是弱势群体，整个话语体系特别支持参加社团活动、社会实践。
我当时很喜欢听广播，在学校广播台做播音员。有一次我参加了大连文艺广播举办的比赛，被选拔去当兼职主播，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几乎全部课余时间都在广播电台工作。
这个身份也让我在同学间虚拟的“考评体系”里脱颖而出，虽然我学习成绩不是第一，但作为“女主播”的存在感一直很强。
“我就这么和孙宏斌擦肩而过，错过了房地产最辉煌的10年。
第二个本命年，我大学毕业，SARS爆发。
当时我在北京一个五星级酒店实习，大家都觉得实习结束可以转正，结果对面酒店发现了一例感染者，在大堂直接倒下。于是我们全体都被遣散回家。
我其实已经拿了深圳华侨城的offer，整个年级就要了三个人，我踌躇满志。但深圳是重灾区，我妈不让我去，把我关在天津的家里躲SARS。
我一毕业就失业了。
躲了快1年，再找工作的时候对工资的预期从一个月2000多，降到1800块钱，再降到800块钱。
后来我进了一家刚成立的房地产公司做文案策划，签约月薪800，但是我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竟然是9000多。
我偷偷拿着工资条去找经理问，是不是多打了一个零？经理哈哈大笑，“你这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我们都是这样的。”
虽然收入高，但我当时总觉得房地产是个很低端的行业——卖房子的都是土鳖，不上档次。所以我一直没有归属感，想跳槽。
没过多久，我拿到一家法国500强公司的offer，毅然决然地辞职去了北京，工资一下从9000多降到2000多。可我还傻乎乎的挺高兴，觉得自己进了外企，用英文工作，变得特别洋气。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那家房地产公司叫融创，总在办公室溜达的老板是孙宏斌。
我以前的同事，现在平均都有五套房。
当初同行给我推荐朝阳公园附近的国兴观湖，内部价6000块钱一平米，我说，太贵了，不买！
我就这么和孙宏斌擦肩而过，错过了房地产最辉煌的10年。
现在回想，我还是格局太小了，只会闷头干，不懂抬头看。但实际上抬头“取势”才是第一位的。
当时我不看新闻联播，不看政府工作报告，不知道国家投资的重点在哪儿，不知道哪些行业要起飞，所以导致个人资产指数级下跌。
现在社会竞争的远不止低头务实的能力，抬头务虚有时候才更重要。
我有个朋友给了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一笔钱，让他去炒股。儿子很纳闷，为什么要炒股？朋友说，因为你就是个学生，这个世界和你没关系，但钱是媒介。买了股票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和你有关系了，你会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待它。
后来扎克伯格到清华演讲，朋友儿子就买了Facebook的股票，他认为这是Facebook向中国开放的前奏。
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也是我后来选择做投资的原因，我想跟这个世界有连接，在时代的体系里找到自己的坐标。
如果只在一个公司工作，仅仅关注业绩、工资、人事升迁，你会觉得这个公司就是你的全部，一旦公司倒了，就会一下子失去依凭。
“所有的工作都成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连二斑都见不着。
2010年，团购元年，我加盟了一家团购公司，叫星团365。但没过多久公司倒闭了，我只好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小咨询公司，帮500强企业做电商解决方案。
公司在业务上跟宣亚集团合作紧密，和他们的战略方向优势互补，因此他们发出了收购邀约，我也欣然接受，很快完成了第一次创业退出，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加入宣亚国际回归职业经理人，最初几年很顺利，我也进入到了所谓“安逸期”，但是我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全感。
后来有件事情，让我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 有一次，我服务的一个500强客户出了一款新型号的笔记本，那时候我们负责他们全部电商平台的运营管理。
产品上市当天，京东上很快有了差评，我们发现产品存在比较严重的bug，于是立刻去找这款产品的产品经理寻求技术帮助。结果问了一圈才被告知，他休假去了，产品上线第一天，产品经理休假了！
这种情况在互联网公司几乎不可能发生，但是500强内部却比比皆是。
不要说我们这种营销服务商，就连甲方客户自己，除了自己要完成的KPI之外，对于公司整体的战略都完全不清楚。
而我处在乙方的位置，更不可能对客户的生意有统揽全局的思考和作为，能做的仅仅是基于营销技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有的工作都成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连二斑都见不着。
于是，每天我和客户就像在河的两端。客户天天琢磨我们：“你们的服务能行吗？能有实际作用吗？KPI完成是真的还是刷的？”
我们作为乙方，盘算的是：“你到底有多少预算呀，叫我们提了那么多方案、创意，你有钱做吗？做完能顺利结款吗？”
双方互相拔河，其实做的都是无用功。
我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很困惑。那时有机会可以去长江商学院读EMBA，我想，既然没有明确的方向，去读读书总不会错的。
在那之后，每当我在学校掌握了新信息、新趋势，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拽着我的老板和团队做新尝试。
我沉浸在长江给我带来的商业新视野里，却忽略了团队的感受——其实大部分人不愿意被拖拽着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我逐渐发现，我越勤奋，在公司反而越不开心。
也许是时候该离开了，我对自己说。但那时距离公司完全兑现收购款项还有2年时间。走，意味着一笔不小的损失 。
但不管愿不愿意面对，我都必须承认，女性在职场上是有年龄天花板的。40岁之前的4-5年，是我能“转型“的唯一窗口期了，这个窗口期值得我花大价钱买回来。
于是在第三个本命年，我决定辞职，从品牌营销的“老司机”，投身到VC行业，开始了一段陌生而又高压的职业旅程。
转型VC的日子，从思维模式到工作方式，我遇到的挑战很大。铺天盖地的资讯、项目、概念，每天都在更新认知，感觉就像通关打怪，身体疲累，但精神愉悦。
“你可以很积极地做出混吃等死的选择，这没问题，但是你不要让自己被迫混吃等死。
我奶奶今年85岁了，还经常问我一个问题，“你说我就这么混吃等死吗？”我没法回答她，我心想您都85了，能做的不就是颐养天年？但她还有这种追问，对我触动很大。
我爸也是，他已经退休了，但还是总问我，“你都投哪个赛道啊？” 有段时间我在看无人机方面的投资标的，没过几天，我爸给我发来一张无人机各企业的融资信息。
几天前他特别严肃地跟我说，我给你推荐一个APP你从来没有用过，但是我觉得这个APP非常抢眼，你可以投一下它，我问是什么？他说唱吧。
我们家人好像骨子里都挺不安于现状的。
我一直认为，看过更高的山、见过更大的树，才能有开阔的眼界。当然，有人觉得跟更大的树在一起，我能更强壮；有人觉得大树不适合我，还是跟小树在一起更安稳。这都是个人选择。
但哪怕是一个很消极的行动，也应该基于一种非常积极的选择。
你可以很积极地做出混吃等死的选择，这没问题，但是你不要让自己被迫混吃等死。
对我来说，第三个本命年的这次转型，比起前两次的“被动”来说，多了很多“主动”的成分。
回顾前半生的学习和工作，我总是被时代推搡着，在绝望和希望中辗转。但无论是“转学专业户“还是”毕业即失业“的那些岁月，都在潜移默化中训练了我。那些不曾把我打倒的，塑造了今天勇敢的我。
每次我看到手机里很多同学微信群，都会陷入恍惚：包头、蓟县的同学群、天津的同学群、大学、长江的同学群……我在这么多个不同城市、不同场景的生活中穿梭，曾经有机会活成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可是我的执拗，使我活成了现在的自己。这是我个人的故事，也许更是这个时代的故事。
我们力求还原真实的职场人物，描述那些光鲜背后更为坚定的力量。
以下是馒头商学院导师王茜的自白。
王茜是馒头的导师，也是馒头的投资人。在工作的15年里，她的职场身份丰富而多元：创业者、上市公司高管、投资人、电台嘉宾主持人，是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
她的身上，映射了这个时代的故事。
“人家是毕业之后就业，我一毕业就失业。”
“我就这么和孙宏斌擦肩而过，错过了房地产最辉煌的10年。”
“哪怕是践行一个消极的行为，也应该基于一种积极的选择。”
采访、撰文： 于蒙
图片：09130016.png
“这种惶恐不安定期重复，几乎成了我学生时代的基调。
我出生在包头。12岁那年，知青返城，我和父母一起回天津。
在一群洋气的直辖市同学里，我是个战战兢兢进了大观园的“土包子”。就连雪碧、可乐，我也是到天津后才第一次喝到。
包头小学不开英语课，我的同学都是从小学开始学英语，我完全跟不上，一下从前几名变成倒数。
后来因为父母工作关系，我又转到了蓟县去借读，几年间，小学转学4次，初中换了3所。
尽管成绩还算优异，但老师从来没让我当过班干部，因为我是借读生、转学生。
好不容易和同学熟悉了，每个学期末我又要回到原学籍所在的学校，和一群陌生人一起复习、考试。再开学的时候，好像大家又都忘了我，之前所有努力全部清零。
这种惶恐不安，定期重复，几乎成了我学生时代的基调。
上大学之后，环境终于稳定下来，但我却仍然担心自己被人忽视，隐隐有种自卑感。
我发现学校里学习最好、总拿奖学金的人反而是弱势群体，整个话语体系特别支持参加社团活动、社会实践。
我当时很喜欢听广播，在学校广播台做播音员。有一次我参加了大连文艺广播举办的比赛，被选拔去当兼职主播，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几乎全部课余时间都在广播电台工作。
这个身份也让我在同学间虚拟的“考评体系”里脱颖而出，虽然我学习成绩不是第一，但作为“女主播”的存在感一直很强。
第二个本命年，我大学毕业，SARS爆发。
当时我在北京一个五星级酒店实习，大家都觉得实习结束可以转正，结果对面酒店发现了一例感染者，在大堂直接倒下。于是我们全体都被遣散回家。
我其实已经拿了深圳华侨城的offer，整个年级就要了三个人，我踌躇满志。但深圳是重灾区，我妈不让我去，把我关在天津的家里躲SARS。
我一毕业就失业了。
躲了快1年，再找工作的时候对工资的预期从一个月2000多，降到1800块钱，再降到800块钱。
后来我进了一家刚成立的房地产公司做文案策划，签约月薪800，但是我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竟然是9000多。
我偷偷拿着工资条去找经理问，是不是多打了一个零？经理哈哈大笑，“你这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我们都是这样的。”
虽然收入高，但我当时总觉得房地产是个很低端的行业——卖房子的都是土鳖，不上档次。所以我一直没有归属感，想跳槽。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那家房地产公司叫融创，总在办公室溜达的老板是孙宏斌。
我以前的同事，现在平均都有五套房。
当初同行给我推荐朝阳公园附近的国兴观湖，内部价6000块钱一平米，我说，太贵了，不买！
我就这么和孙宏斌擦肩而过，错过了房地产最辉煌的10年。
现在回想，我还是格局太小了，只会闷头干，不懂抬头看。但实际上抬头“取势”才是第一位的。
现在社会竞争的远不止低头务实的能力，抬头务虚有时候才更重要。
我有个朋友给了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一笔钱，让他去炒股。儿子很纳闷，为什么要炒股？朋友说，因为你就是个学生，这个世界和你没关系，但钱是媒介。买了股票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和你有关系了，你会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待它。
后来扎克伯格到清华演讲，朋友儿子就买了Facebook的股票，他认为这是Facebook向中国开放的前奏。
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也是我后来选择做投资的原因，我想跟这个世界有连接，在时代的体系里找到自己的坐标。
如果只在一个公司工作，仅仅关注业绩、工资、人事升迁，你会觉得这个公司就是你的全部，一旦公司倒了，就会一下子失去依凭。
2010年，团购元年，我加盟了一家团购公司，叫星团365。但没过多久公司倒闭了，我只好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小咨询公司，帮500强企业做电商解决方案。
公司在业务上跟宣亚集团合作紧密，和他们的战略方向优势互补，因此他们发出了收购邀约，我也欣然接受，很快完成了第一次创业退出，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加入宣亚国际回归职业经理人，最初几年很顺利，我也进入到了所谓“安逸期”，但是我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全感。
产品上市当天，京东上很快有了差评，我们发现产品存在比较严重的bug，于是立刻去找这款产品的产品经理寻求技术帮助。结果问了一圈才被告知，他休假去了，产品上线第一天，产品经理休假了！
这种情况在互联网公司几乎不可能发生，但是500强内部却比比皆是。
不要说我们这种营销服务商，就连甲方客户自己，除了自己要完成的KPI之外，对于公司整体的战略都完全不清楚。
而我处在乙方的位置，更不可能对客户的生意有统揽全局的思考和作为，能做的仅仅是基于营销技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有的工作都成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连二斑都见不着。
我们作为乙方，盘算的是：“你到底有多少预算呀，叫我们提了那么多方案、创意，你有钱做吗？做完能顺利结款吗？”
双方互相拔河，其实做的都是无用功。
我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很困惑。那时有机会可以去长江商学院读EMBA，我想，既然没有明确的方向，去读读书总不会错的。
在那之后，每当我在学校掌握了新信息、新趋势，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拽着我的老板和团队做新尝试。
我沉浸在长江给我带来的商业新视野里，却忽略了团队的感受——其实大部分人不愿意被拖拽着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我逐渐发现，我越勤奋，在公司反而越不开心。
也许是时候该离开了，我对自己说。但那时距离公司完全兑现收购款项还有2年时间。走，意味着一笔不小的损失 。
于是在第三个本命年，我决定辞职，从品牌营销的“老司机”，投身到VC行业，开始了一段陌生而又高压的职业旅程。
转型VC的日子，从思维模式到工作方式，我遇到的挑战很大。铺天盖地的资讯、项目、概念，每天都在更新认知，感觉就像通关打怪，身体疲累，但精神愉悦。
我奶奶今年85岁了，还经常问我一个问题，“你说我就这么混吃等死吗？”我没法回答她，我心想您都85了，能做的不就是颐养天年？但她还有这种追问，对我触动很大。
我爸也是，他已经退休了，但还是总问我，“你都投哪个赛道啊？” 有段时间我在看无人机方面的投资标的，没过几天，我爸给我发来一张无人机各企业的融资信息。
几天前他特别严肃地跟我说，我给你推荐一个APP你从来没有用过，但是我觉得这个APP非常抢眼，你可以投一下它，我问是什么？他说唱吧。
我们家人好像骨子里都挺不安于现状的。
但哪怕是一个很消极的行动，也应该基于一种非常积极的选择。
你可以很积极地做出混吃等死的选择，这没问题，但是你不要让自己被迫混吃等死。
回顾前半生的学习和工作，我总是被时代推搡着，在绝望和希望中辗转。但无论是“转学专业户“还是”毕业即失业“的那些岁月，都在潜移默化中训练了我。那些不曾把我打倒的，塑造了今天勇敢的我。
每次我看到手机里很多同学微信群，都会陷入恍惚：包头、蓟县的同学群、天津的同学群、大学、长江的同学群……我在这么多个不同城市、不同场景的生活中穿梭，曾经有机会活成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可是我的执拗，使我活成了现在的自己。这是我个人的故事，也许更是这个时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