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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德洛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全部撤离，由美国政府承担全部“搬家费”。
这只是美国政要的建议，并非政策。
日本政府推行了“改革供应链”项目，提供2435亿日元（约合158亿人民币）项目经费，资助日本制造企业撤回与撤离（未指明中国），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布局。
当地时间4月14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将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他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及时分享疫情信息，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
大疫之下，各国临时“闭关锁国”，设法组建本土产业链，回归经济主权，世界正在“逆全球化”。同时，国家斗争白热化，政治权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崛起，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甩锅”比赛替代了东京奥运会，美国趁机“去中国化”。
很多人感觉到，过去的全球化秩序正在解体，2020年成为“历史的分水岭”。
全球化秩序存在哪些问题？又是如何崩溃的？疫情之后的世界将如何演变？到底是逆全球化，还是去中国化，亦或是重构更高级别的全球化模式？
本文深入全球化的内在矛盾，透视全球化秩序变迁，思考中国的前途。
本文逻辑：
一、脆弱性与反脆弱：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矛盾
二、旧秩序与大变革：全球化秩序与个体利益之矛盾
三、破坏者与重构者：全球化治理与既得势力之矛盾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30'，可先阅读再分享）
01
脆弱性与反脆弱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矛盾
新冠疫情，印证了全球化，同时也正在压垮全球化秩序。
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向外让渡的过程。从贸易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要素全球化，再到生活全球化，全球化程度越高，国家主权越弱。
可见，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
理想的全球化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是个人、家庭、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网络密布的信息、商品、资本、科技及情感交流。
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全球化并不是均衡的，更不是人人受益的。当今世界，人们还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
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存在两组矛盾：
一、经济全球化与政府权力之矛盾
1951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在巴黎签署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决定建立煤钢的共同市场。
欧洲煤钢共同体是世界第一个“超国家”机构。加入这个机构，意味着国家煤钢开采与支配主权无法独立自主。
如今，欧洲基本实现了一体化，欧元区成员国已让渡了关税、货币及部分财政、外交、国防主权。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打击，首当其冲是对政府权力的削弱与制约。
在加入全球化前，政府垄断了国家权力，扩张多少货币，发行多少政府债券，政府说了算。加入全球化后，各国政府的权力被削减，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如此，一些国家的政府会主动排斥全球化，或仅将全球化作为一种工具。
在非洲、中东、亚洲、南美等一些国家，政府并不愿意过度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即便全球化能够改善国民的生活，这些政府也可能拒绝全球化。相反，他们倾向于唤起国家主权、民族意识，以避免手中的国家权力受制约。
如此一来，各国全球化程度差异巨大，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更加突出。
例如，欧洲谴责巴西放任亚马逊雨林火灾蔓延，巴西总统则认为这是巴西主权，他国无权指手画脚。欧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鲜空气，巴西政府考虑的是当地农民的生计，默许火烧雨林开垦农田。
七国集团表示，愿意筹措2000万欧元帮助亚马逊灭火。巴西总统对此嗤之以鼻，并称西方援助是“帝国主义侵犯主权，另有所图”。
又如，关于疫情信息问题，各国政府争议巨大。疫情信息，是不是国家主权？如果世界是隔绝的，俄罗斯是否公开信息，与他国无关。但在全球化时代，疫情信息定然超越国家主权，作为全球共享的信息。任何国家政府都不能以国家主权之名隐瞒疫情信息。
再如，关于疫情的防控模式，各国争议同样巨大。疫情能否有效防控，取决于防控最差的国家。如果防疫最差的国家政府不作为、乱作为，他国能否对其“指手画脚”？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否以他国干涉国家主权之名反击？
当今的世界，“一人得病，全球遭殃”，疫情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二、全球化风险与国家治理弱化之矛盾
全球化主要是由自由市场推动的，但是自由市场伴随着各种外部性风险，比如空气污染、难民问题、种族融合、金融危机、病毒“世界大流行”。
如何应对全球化风险？
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国家主权及政府行政权力被弱化，这弱点在疫情面前被放大化。
疫情来袭，这些国家政府无法立即封城、宵禁、停产。在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任何一个国家若采取这种模式，对他国的经济打击难以想象。但是，一旦一个国家被攻陷，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对他国来说同样是灾难。
全球化导致的国家治理弱化，难以应对全球化风险。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如美国、欧洲，被病毒传染的风险更大。这就是全球化的脆弱性。这并不是支持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国家治理弱化的部分应该由国际组织填补，但是国际组织的全球化治理退化，给病毒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如今的国际组织脆弱不堪，世界贸易组织缺乏应对疫情的预案，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备受争议。
欧盟算是比较成功的国际化组织，但是依然在这次疫情中暴露了缺陷。意大利防控失利主要原因是医疗资源不足。意大利长期受债务危机困扰，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扩充公共医疗资源。意大利政府的财政赤字受欧盟约束，财政扩张受制于欧元区货币扩张。这是欧盟强货币与弱中央财政的治理问题。
为了规避疫情全球化风险，各国开始退缩到国家主权、经济主权的界限之内，政府趁机强化行政权力。欧美很多自由主义学者担心，疫情过后是否会带来大政府主义，生活在“皮下监视”之中。
当前，各国出台了临时防御法案或行政令，防控模式及执法程度差异巨大。这可能引发国家主权及公民权冲突。
比如，新加坡对防疫违法严惩不贷，若他国公民遭遇新加坡政府制裁，是否涉嫌侵犯他国公民权？尼日利亚商人在广州的防疫冲突事件，上升到外交层面。非洲国家的种族及民族意识颇为敏感。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1】（世界秩序，基辛格）
全球化经贸关系，是由无数个市场契约构成的，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但是，民族国家中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群体非理性及国家力量，对全球化并不友好。
理论上，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现实中，全球化大多数冲突均源自外部性。
全球化对后发国家有利，因为信息、知识及通用技术具有外部性，后发国家可获得大量现成的知识及技术转移。但是，一些后发国家可能会借助这一外部性，引发知识产权争端。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被伪装为“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也有利，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具有外部性。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其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垄断优势，向全球攫取铸币税。
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应该从民族国家演变为契约国家。
国家存在的价值，是帮助国民与他国签署共同契约，以降低全球化交易的费用。具体职责包括共建全球化秩序及组织，协商关税及竞争规则，打击国际犯罪，等等。
02
旧秩序与大变革
全球化秩序与个体利益之矛盾
虽然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存在天然的矛盾，但是二者相爱相杀，全球化不会崩溃，会吸纳更多“民族性”，民族国家亦会在全球化中逐渐转型。
但是，全球化秩序会崩溃。
当前的全球化秩序，始于二战后，在八九十年代充分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崩溃。中美贸易战是全球化秩序矛盾的焦点，新冠疫情或许是压垮全球化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维持了70多年的全球化秩序，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维系，是人类大规模协作的丰碑，给世界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
比如，承认民族自决权，结束了殖民统治。《联合国宪章》将“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确立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不过，维持这一全球化秩序的压舱石是贸易全球化（注意：本文讨论的全球化秩序主要指全球化经贸秩序及国际货币体系）。
朝贡体系、政治联姻、军事同盟均无法持续维系国家关系，唯有网络密布的经贸关系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化、信息化及跨国公司三股势力掀起了全球化大潮，新兴国家加入其中，全球化一日千里，贸易规模迅速膨胀。
如今，经贸这块压舱石如此厚重，全球化秩序为何依然岌岌可危？
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存在两大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贸易全球化与法定货币之矛盾
当今贸易全球化秩序是以美元为基石的秩序。但是，这一秩序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特里芬难题。
所谓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定然需要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如此会导致美国长期逆差；长期逆差又难以维持美元的币值稳定。简单来说，美国无法同时做到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
欧洲国家抓住这一弱点，用大量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导致美国黄金亏空，爆发美元贬值危机。最终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盘，国际汇率动荡不安，重创全球化秩序。
后来，世界进入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时代，美元无需咬紧并刚兑黄金，美联储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但是，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
在出口美元与出口商品间，美国选择出口美元。最近40年，美国保持相对强势，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本土制造业出现空心化。由于美元不再是刚性兑付，他国无法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直接兑换黄金导致美元贬值。
但是，实体产业空心化会慢慢侵蚀美元的信用基础。为了维持美元的信用，美国不得不在军事、金融、国际政治及公共用品建设上持续增加筹码。如此，美国政府发行大规模的国债，他国用美元购买其国债，将美元回流到美国本土。
但是，大规模的国债其实是在透支国家信用，最终亦无法支撑美元。所以，如今的全球化秩序依然无法逃脱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的本质是，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又是“世界货币”。依靠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定然因“特里芬难题”而走向崩溃。而且，目前还没有出现成熟的替代方案。
这体现了贸易全球化与货币主权化之间的矛盾。特里芬难题如鲠在喉，是全球化秩序崩溃的内在动因。
二、资本全球化与劳动本土化之矛盾
现行的全球化秩序中，还存在一组尖锐的矛盾：资本全球化与劳动本土化。
资本是天然的生产要素，但是劳动者不是天然的生产要素。资本为逐利而生，无国界；但劳动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人，然后才是劳动者（经济人），而且是有国籍的劳动者。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劳动自由度差异形成了一道财富裂痕：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获取利润。但是，劳动者由于受到国籍等限制，无法在全球自由流动。
比如，美国的企业因本土工资高，将资本、设备、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中国，然后赚取利润。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工人却无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国的工人，无法到美国就业赚取高工资；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也无法到中国来就业，只能处于失业状态。
一旦这个国家的产业及工厂都迁移到海外，而这些工人又无法到他国就业，那么他们将面临失业。工人重新培训再就业的门槛往往很高，转业的成本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流通。
反过来，埃克森美孚、苹果、摩根大通、高盛等跨国公司在全球获利丰厚。
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经济逻辑推测：“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2】（《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
如今全球贸易基本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有人感叹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其实，长期维持一种比较优势是有问题的，说明这两个国家存在限制要素流通的因素。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前提是两国之间要素不流通。中国一直维持低薪酬，说明工人无法自由流通到国外谋取高薪酬。诚然资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中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但是，劳动力的限制性流通，极大地扭曲了两国的工资价格。
这两组矛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两组矛盾共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即华尔街纸醉金迷与铁锈地带芳草萋萋。
特里芬难题和资本全球化，有利于美国金融产业发展。跨国公司在美国享受廉价的美元，在中国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还享受各国低廉友好的资本税。
而特里芬难题和劳动本土化，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工人失业及中产阶级萎缩。美国的贫富差距正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迅速扩大。
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了大约30%，美国制造业中产受到沉重的打击。
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年中，美国生产率在提高了77%的同时，工薪阶层工资仅有12.4%的增长。
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世界银行绘制的“大象曲线”说明，过去四十年，银行家、跨国公司股东等全球财富占比前1%的富人，其财富迅速增加，而原全球财富占比10-25%的中产则快速萎缩。
可见，这种全球化秩序是一个高美元、高赤字、高债务、结构失衡、贫富悬殊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获益者是建制派、华尔街及跨国公司，受害者是美国制造界、蓝领工人及中产家庭。它体现了全球化秩序与个体利益之矛盾。
这一秩序最终引爆了2008年金融危机。
美联储长期以“不对称操作”为金融界输送美元，持续积累金融风险。小布什政府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让中产阶级及蓝领家庭能够买得起房，鼓励次级贷款，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基辛格说：“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1】（世界秩序，基辛格）
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崛起，美国蓝领工人试图借助选票政治来改变生活处境。底层民众呼吁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开始颠覆过去的全球化秩序。
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扩大转移支付，推动医保改革，来改善低收入者的处境。特朗普的做法比奥巴马极端得多，他一边扩大转移支付，另一边试图彻底打破原有的全球化秩序。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说：
“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由人民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享到财富。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建制派保护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
但是，特朗普打破的这个秩序，不仅仅是美国的秩序，更是全球化秩序。大洋彼岸搞斗争，掀了桌子，冲击到了中国。
这就有了中美贸易战。（详见智本社课程《中美贸易战》）
疫情，加速了这一秩序的崩溃，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对立。
逆全球化，去中国化，背后的实质是旧秩序的崩塌。
03
破坏者与重构者
全球化治理与既得势力之矛盾
特朗普，到底是全球化秩序的破坏者，还是重构者？
这是一个需要刨去意识形态认真思考的问题。
特朗普上台3年多在全球“大开杀戒”，到处“退群”、“开战”，故意让世界贸易组织总裁机构停摆，切断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把旧秩序砸得稀巴烂。
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如建制派、银行家、精英阶层及国际政客，对其恨之入骨；旧秩序的失意者，又渴望特朗普能够带来改变。
2008年后，全球化大回潮，特朗普加速了旧秩序的崩塌，动摇了国际经贸关系这一压舱石。
大疫之下，各国正在临时构建本土供应链，美日政府试图趁机吸引工厂回国。
我们担心，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力量正在削弱，日渐萎缩的贸易规模及恶化的经贸关系，正在一步步逼近两国硬脱钩的零界点。
1909年，欧洲有一本畅销书《大错觉》说：“欧洲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彼此之间发生战争是无用的，因此也不可能发生战争。”
五年后，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来，《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几年前说：“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都不可能彼此开战。”
过去40年，中美经贸迅速发展，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国和投资国，两国经济总量之和占全球的40%。
很多人由此判断，中美两国不可能硬脱钩。不过，两国庞大的贸易规模掩盖了两国经贸关系的脆弱性。
过去40年，中国以贸易全球化为主，金融全球化与要素全球化落后。中美关系主要是浅层次的贸易关系，两国要素流动程度很低，金融、科技、制度及高级商务等深层次的合作相对较少。
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指出，“中国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只占1.8%。与之相比的是，在同样近200万亿的工业、商贸资产中，外资企业资产占到了30%。”【3】
换言之，中美经贸关系仅仅是浅层次的贸易，中国很少他国不可替代的商品及技术贸易。
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说：
“中国制造”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依赖中国。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但制造业者却已开始撤离。
如果美国政府真提供“搬家费”，这些工厂会撤离吗？
有些人很自信，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及供应链优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取代。有些人则表示担忧。
未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到底怎么走，取决于两组矛盾：
一、中国：旧秩序与改革开放之矛盾。
经济学告诉我们，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的。当前，中美关系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突然脱钩，但是每一件事都在增加边际成本及边际收益。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关系便出现质变。
假如美国政府真会出“搬家费”，这相当于增加了美国企业回迁的边际收益，加大了回迁的筹码。
反过来，中国政府该拿出怎样的筹码，增加美国企业留在中国的边际收益？
现在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是超国民待遇。
特斯拉为何在中美贸易战中来华投资？贸易战开始时，马斯克指责中国汽车产业门槛太高，外资投资必须与国企合资，还得国企控股。
之后，中国给特斯拉一路开“绿灯”，要贷款给贷款，要地给地，要政策给政策，并且允许特斯拉以独资的方式在华经营。特拉斯从投产到下线，用时不到一年，马斯克来上海时兴奋地跳起了舞。
过去几十年，中国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如今超国民待遇留外资、吸引外资，正在引发社会的关注。很多人意识到，外商与中国商人应该享有同等待遇。
所以，政府需要通过改革让利，构建公平的营商环境，以吸引、留住各类资本，包括外资与中国私人资本。中国的改革需要从过去的“特区”及特殊政策，转向全方位的、公平性的制度建设。李克强总理说：“没有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外贸外资是稳不住的。”
二是意识形态斗争。
自贸易战以来，尤其是大疫之下，国内民族主义、极左思潮汹涌。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则利用这种思潮展开意识形态斗争，以阻碍进一步改革开放。
如今在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已成为全球化交易费用的一部分。网络上每一波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斗争，都增加了中国吸引、留住美国资本及国内资本的边际成本，加速各类资本离开中国，加大中国与美国硬脱钩的风险。
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理智的，更是危险的。
新冠疫情客观上推迟了中美第二轮经贸谈判，给中国留下了更多调整的时间。但是，这个窗口期又因意识形态斗争正在快速关闭。中国需要警惕意识形态斗争替代改革开放。
疫情期间，李克强总理说：“下一步要实现恢复性增长，还得靠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靠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越是遇到困难，就越是要扩大改革开放。”
二、美国：旧秩序与底层势力之矛盾。
特朗普，可以确定为旧秩序的破坏者，但是不是新秩序的建立者？
打破旧秩序容易，建立新秩序困难。
新秩序是一个怎么样的秩序？
就经贸秩序而言，特朗普试图联合北美、欧洲及日本建立“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贸易区。如果“三零”贸易秩序建立，这将是对过去失衡的全球化秩序的颠覆。
新秩序能否建立，取决于新旧秩序的力量对抗。目前，旧秩序中存在较强的两股力量：
一是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和维护过去全球化秩序的经贸机构，如果三零秩序建立，意味着世贸组织被抛弃。中国如果没能加入三零秩序，意味着将面临“二次入世”。
当然，欧美日也是两条腿走路，构建三零贸易区的同时，也在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欧美日三方对WTO的改革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
具体怎么改？改革包括修改发展中国家的界定、反补贴问题等，基本也是朝着三零方向走。
就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同时，美国、欧盟和日本向世贸组织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即《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
这个方案针对的是世贸组织的反补贴改革，对国家补贴行为做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说，补贴透明化，禁止对他国产生负面效应的补贴，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还包括遏止强制技术转让，等等。
2020年2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经济体的WTO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这可能是美国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的标志性事件。
若欧美日选择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通过改革规则来修正现有经贸秩序，那么世界贸易组织的地位依然还在，中国的压力相对小一些。
不管是三零规则，还是世贸组织的改革，全球化经贸秩序的重构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二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202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将决定全球经贸秩序的走向。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是建制派的典型代表。若拜登胜选，“三零”贸易秩序大概率破产。拜登可能会选择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适当改革，并捍卫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对华强硬已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但如果旧秩序不彻底颠覆，中美关系会得到缓解，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压力会小一些，同时倒逼改革的压力也会小一些。
如果特朗普连任，那么下一任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包括三零贸易区。
至于能否建成，目前难以预测，但可以做个难度排序：
对于欧美日来说，实现“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并不算太难。“三零”规则有助缓解全球化经济失衡，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加快要素自由流通，降低全球化交易费用。
若中国没能加入这一体系，或面临“二次入世”风险。中美之间不大可能硬脱钩，但会“软脱钩”。中国与欧美日依然有经贸往来，但不在一个体系内（如入世之前），或形成“中国+东南亚及新兴国家（桥梁）+欧美日体系”的世界经贸格局。
不过，“三零”秩序只是经贸秩序，还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革，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旧秩序的顽疾无法根除，美国的资产泡沫及债务问题依然突出。
而货币体系才是旧秩序问题的根源所在。特朗普的执政政策是建立在财政货币化融资基础上的，特朗普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权力去改变这一体系。反过来，特朗普大幅度扩张财政，满足对选民承诺，只会加重债务危机。
旧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任重道远，中国当以改革入围。
基辛格在疫情期间发文：“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纪元。各国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失败可能会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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