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逆全球化,去中国化与“软脱钩”

更多 2020-04-20 16:35 阅读:5263 / 回复:0 楼主xiaocai

图片:微信图片_20200420163559.jpg


2020年,世界变了。

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德洛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全部撤离,由美国政府承担全部“搬家费”。

这只是美国政要的建议,并非政策。

日本政府推行了“改革供应链”项目,提供2435亿日元(约合158亿人民币)项目经费,资助日本制造企业撤回与撤离(未指明中国),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布局。

当地时间4月14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将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他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及时分享疫情信息,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

大疫之下,各国临时“闭关锁国”,设法组建本土产业链,回归经济主权,世界正在“逆全球化”。同时,国家斗争白热化,政治权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崛起,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甩锅”比赛替代了东京奥运会,美国趁机“去中国化”。

很多人感觉到,过去的全球化秩序正在解体,2020年成为“历史的分水岭”。

全球化秩序存在哪些问题?又是如何崩溃的?疫情之后的世界将如何演变?到底是逆全球化,还是去中国化,亦或是重构更高级别的全球化模式?

本文深入全球化的内在矛盾,透视全球化秩序变迁,思考中国的前途。

本文逻辑:
一、脆弱性与反脆弱: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矛盾
二、旧秩序与大变革:全球化秩序与个体利益之矛盾
三、破坏者与重构者:全球化治理与既得势力之矛盾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30',可先阅读再分享)

01
脆弱性与反脆弱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矛盾

新冠疫情,印证了全球化,同时也正在压垮全球化秩序。

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向外让渡的过程。从贸易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要素全球化,再到生活全球化,全球化程度越高,国家主权越弱。

可见,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

理想的全球化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是个人、家庭、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网络密布的信息、商品、资本、科技及情感交流。

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全球化并不是均衡的,更不是人人受益的。当今世界,人们还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

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存在两组矛盾:

一、经济全球化与政府权力之矛盾
1951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在巴黎签署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决定建立煤钢的共同市场。

欧洲煤钢共同体是世界第一个“超国家”机构。加入这个机构,意味着国家煤钢开采与支配主权无法独立自主。

如今,欧洲基本实现了一体化,欧元区成员国已让渡了关税、货币及部分财政、外交、国防主权。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打击,首当其冲是对政府权力的削弱与制约。

在加入全球化前,政府垄断了国家权力,扩张多少货币,发行多少政府债券,政府说了算。加入全球化后,各国政府的权力被削减,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如此,一些国家的政府会主动排斥全球化,或仅将全球化作为一种工具。

在非洲、中东、亚洲、南美等一些国家,政府并不愿意过度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即便全球化能够改善国民的生活,这些政府也可能拒绝全球化。相反,他们倾向于唤起国家主权、民族意识,以避免手中的国家权力受制约。

如此一来,各国全球化程度差异巨大,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更加突出。

例如,欧洲谴责巴西放任亚马逊雨林火灾蔓延,巴西总统则认为这是巴西主权,他国无权指手画脚。欧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鲜空气,巴西政府考虑的是当地农民的生计,默许火烧雨林开垦农田。

七国集团表示,愿意筹措2000万欧元帮助亚马逊灭火。巴西总统对此嗤之以鼻,并称西方援助是“帝国主义侵犯主权,另有所图”。

又如,关于疫情信息问题,各国政府争议巨大。疫情信息,是不是国家主权?如果世界是隔绝的,俄罗斯是否公开信息,与他国无关。但在全球化时代,疫情信息定然超越国家主权,作为全球共享的信息。任何国家政府都不能以国家主权之名隐瞒疫情信息。

再如,关于疫情的防控模式,各国争议同样巨大。疫情能否有效防控,取决于防控最差的国家。如果防疫最差的国家政府不作为、乱作为,他国能否对其“指手画脚”?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否以他国干涉国家主权之名反击?

当今的世界,“一人得病,全球遭殃”,疫情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二、全球化风险与国家治理弱化之矛盾
全球化主要是由自由市场推动的,但是自由市场伴随着各种外部性风险,比如空气污染、难民问题、种族融合、金融危机、病毒“世界大流行”。

如何应对全球化风险?

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国家主权及政府行政权力被弱化,这弱点在疫情面前被放大化。

疫情来袭,这些国家政府无法立即封城、宵禁、停产。在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任何一个国家若采取这种模式,对他国的经济打击难以想象。但是,一旦一个国家被攻陷,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对他国来说同样是灾难。

全球化导致的国家治理弱化,难以应对全球化风险。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如美国、欧洲,被病毒传染的风险更大。这就是全球化的脆弱性。这并不是支持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国家治理弱化的部分应该由国际组织填补,但是国际组织的全球化治理退化,给病毒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如今的国际组织脆弱不堪,世界贸易组织缺乏应对疫情的预案,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备受争议。

欧盟算是比较成功的国际化组织,但是依然在这次疫情中暴露了缺陷。意大利防控失利主要原因是医疗资源不足。意大利长期受债务危机困扰,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扩充公共医疗资源。意大利政府的财政赤字受欧盟约束,财政扩张受制于欧元区货币扩张。这是欧盟强货币与弱中央财政的治理问题。

为了规避疫情全球化风险,各国开始退缩到国家主权、经济主权的界限之内,政府趁机强化行政权力。欧美很多自由主义学者担心,疫情过后是否会带来大政府主义,生活在“皮下监视”之中。

当前,各国出台了临时防御法案或行政令,防控模式及执法程度差异巨大。这可能引发国家主权及公民权冲突。

比如,新加坡对防疫违法严惩不贷,若他国公民遭遇新加坡政府制裁,是否涉嫌侵犯他国公民权?尼日利亚商人在广州的防疫冲突事件,上升到外交层面。非洲国家的种族及民族意识颇为敏感。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1】(世界秩序,基辛格)

全球化经贸关系,是由无数个市场契约构成的,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但是,民族国家中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群体非理性及国家力量,对全球化并不友好。

理论上,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现实中,全球化大多数冲突均源自外部性。

全球化对后发国家有利,因为信息、知识及通用技术具有外部性,后发国家可获得大量现成的知识及技术转移。但是,一些后发国家可能会借助这一外部性,引发知识产权争端。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被伪装为“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也有利,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具有外部性。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其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垄断优势,向全球攫取铸币税。

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应该从民族国家演变为契约国家。

国家存在的价值,是帮助国民与他国签署共同契约,以降低全球化交易的费用。具体职责包括共建全球化秩序及组织,协商关税及竞争规则,打击国际犯罪,等等。

02
旧秩序与大变革
全球化秩序与个体利益之矛盾

虽然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存在天然的矛盾,但是二者相爱相杀,全球化不会崩溃,会吸纳更多“民族性”,民族国家亦会在全球化中逐渐转型。

但是,全球化秩序会崩溃。

当前的全球化秩序,始于二战后,在八九十年代充分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崩溃。中美贸易战是全球化秩序矛盾的焦点,新冠疫情或许是压垮全球化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维持了70多年的全球化秩序,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维系,是人类大规模协作的丰碑,给世界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

比如,承认民族自决权,结束了殖民统治。《联合国宪章》将“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确立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不过,维持这一全球化秩序的压舱石是贸易全球化(注意:本文讨论的全球化秩序主要指全球化经贸秩序及国际货币体系)。

朝贡体系、政治联姻、军事同盟均无法持续维系国家关系,唯有网络密布的经贸关系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化、信息化及跨国公司三股势力掀起了全球化大潮,新兴国家加入其中,全球化一日千里,贸易规模迅速膨胀。

如今,经贸这块压舱石如此厚重,全球化秩序为何依然岌岌可危?

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存在两大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贸易全球化与法定货币之矛盾
当今贸易全球化秩序是以美元为基石的秩序。但是,这一秩序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特里芬难题。

所谓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定然需要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如此会导致美国长期逆差;长期逆差又难以维持美元的币值稳定。简单来说,美国无法同时做到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

欧洲国家抓住这一弱点,用大量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导致美国黄金亏空,爆发美元贬值危机。最终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盘,国际汇率动荡不安,重创全球化秩序。

后来,世界进入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时代,美元无需咬紧并刚兑黄金,美联储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但是,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

在出口美元与出口商品间,美国选择出口美元。最近40年,美国保持相对强势,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本土制造业出现空心化。由于美元不再是刚性兑付,他国无法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直接兑换黄金导致美元贬值。

但是,实体产业空心化会慢慢侵蚀美元的信用基础。为了维持美元的信用,美国不得不在军事、金融、国际政治及公共用品建设上持续增加筹码。如此,美国政府发行大规模的国债,他国用美元购买其国债,将美元回流到美国本土。

但是,大规模的国债其实是在透支国家信用,最终亦无法支撑美元。所以,如今的全球化秩序依然无法逃脱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的本质是,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又是“世界货币”。依靠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定然因“特里芬难题”而走向崩溃。而且,目前还没有出现成熟的替代方案。

这体现了贸易全球化与货币主权化之间的矛盾。特里芬难题如鲠在喉,是全球化秩序崩溃的内在动因。

二、资本全球化与劳动本土化之矛盾
现行的全球化秩序中,还存在一组尖锐的矛盾:资本全球化与劳动本土化。

资本是天然的生产要素,但是劳动者不是天然的生产要素。资本为逐利而生,无国界;但劳动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人,然后才是劳动者(经济人),而且是有国籍的劳动者。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劳动自由度差异形成了一道财富裂痕: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获取利润。但是,劳动者由于受到国籍等限制,无法在全球自由流动。

比如,美国的企业因本土工资高,将资本、设备、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中国,然后赚取利润。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工人却无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国的工人,无法到美国就业赚取高工资;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也无法到中国来就业,只能处于失业状态。

一旦这个国家的产业及工厂都迁移到海外,而这些工人又无法到他国就业,那么他们将面临失业。工人重新培训再就业的门槛往往很高,转业的成本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流通。

反过来,埃克森美孚、苹果、摩根大通、高盛等跨国公司在全球获利丰厚。

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经济逻辑推测:“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2】(《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

如今全球贸易基本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有人感叹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其实,长期维持一种比较优势是有问题的,说明这两个国家存在限制要素流通的因素。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前提是两国之间要素不流通。中国一直维持低薪酬,说明工人无法自由流通到国外谋取高薪酬。诚然资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中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但是,劳动力的限制性流通,极大地扭曲了两国的工资价格。

这两组矛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两组矛盾共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即华尔街纸醉金迷与铁锈地带芳草萋萋。

特里芬难题和资本全球化,有利于美国金融产业发展。跨国公司在美国享受廉价的美元,在中国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还享受各国低廉友好的资本税。

而特里芬难题和劳动本土化,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工人失业及中产阶级萎缩。美国的贫富差距正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迅速扩大。

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了大约30%,美国制造业中产受到沉重的打击。

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年中,美国生产率在提高了77%的同时,工薪阶层工资仅有12.4%的增长。

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世界银行绘制的“大象曲线”说明,过去四十年,银行家、跨国公司股东等全球财富占比前1%的富人,其财富迅速增加,而原全球财富占比10-25%的中产则快速萎缩。

可见,这种全球化秩序是一个高美元、高赤字、高债务、结构失衡、贫富悬殊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获益者是建制派、华尔街及跨国公司,受害者是美国制造界、蓝领工人及中产家庭。它体现了全球化秩序与个体利益之矛盾。

这一秩序最终引爆了2008年金融危机。

美联储长期以“不对称操作”为金融界输送美元,持续积累金融风险。小布什政府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让中产阶级及蓝领家庭能够买得起房,鼓励次级贷款,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基辛格说:“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1】(世界秩序,基辛格)

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崛起,美国蓝领工人试图借助选票政治来改变生活处境。底层民众呼吁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开始颠覆过去的全球化秩序。

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扩大转移支付,推动医保改革,来改善低收入者的处境。特朗普的做法比奥巴马极端得多,他一边扩大转移支付,另一边试图彻底打破原有的全球化秩序。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说:

“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由人民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享到财富。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建制派保护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

但是,特朗普打破的这个秩序,不仅仅是美国的秩序,更是全球化秩序。大洋彼岸搞斗争,掀了桌子,冲击到了中国。

这就有了中美贸易战。(详见智本社课程《中美贸易战》)

疫情,加速了这一秩序的崩溃,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对立。

逆全球化,去中国化,背后的实质是旧秩序的崩塌。

03
破坏者与重构者
全球化治理与既得势力之矛盾

特朗普,到底是全球化秩序的破坏者,还是重构者?

这是一个需要刨去意识形态认真思考的问题。

特朗普上台3年多在全球“大开杀戒”,到处“退群”、“开战”,故意让世界贸易组织总裁机构停摆,切断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把旧秩序砸得稀巴烂。

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如建制派、银行家、精英阶层及国际政客,对其恨之入骨;旧秩序的失意者,又渴望特朗普能够带来改变。

2008年后,全球化大回潮,特朗普加速了旧秩序的崩塌,动摇了国际经贸关系这一压舱石。

大疫之下,各国正在临时构建本土供应链,美日政府试图趁机吸引工厂回国。

我们担心,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力量正在削弱,日渐萎缩的贸易规模及恶化的经贸关系,正在一步步逼近两国硬脱钩的零界点。

1909年,欧洲有一本畅销书《大错觉》说:“欧洲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彼此之间发生战争是无用的,因此也不可能发生战争。”

五年后,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来,《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几年前说:“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都不可能彼此开战。”

过去40年,中美经贸迅速发展,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国和投资国,两国经济总量之和占全球的40%。

很多人由此判断,中美两国不可能硬脱钩。不过,两国庞大的贸易规模掩盖了两国经贸关系的脆弱性。

过去40年,中国以贸易全球化为主,金融全球化与要素全球化落后。中美关系主要是浅层次的贸易关系,两国要素流动程度很低,金融、科技、制度及高级商务等深层次的合作相对较少。


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指出,“中国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只占1.8%。与之相比的是,在同样近200万亿的工业、商贸资产中,外资企业资产占到了30%。”【3】

换言之,中美经贸关系仅仅是浅层次的贸易,中国很少他国不可替代的商品及技术贸易。

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说:
“中国制造”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依赖中国。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但制造业者却已开始撤离。

如果美国政府真提供“搬家费”,这些工厂会撤离吗?

有些人很自信,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及供应链优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取代。有些人则表示担忧。

未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到底怎么走,取决于两组矛盾:

一、中国:旧秩序与改革开放之矛盾。
经济学告诉我们,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的。当前,中美关系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突然脱钩,但是每一件事都在增加边际成本及边际收益。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关系便出现质变。

假如美国政府真会出“搬家费”,这相当于增加了美国企业回迁的边际收益,加大了回迁的筹码。

反过来,中国政府该拿出怎样的筹码,增加美国企业留在中国的边际收益?

现在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是超国民待遇。

特斯拉为何在中美贸易战中来华投资?贸易战开始时,马斯克指责中国汽车产业门槛太高,外资投资必须与国企合资,还得国企控股。

之后,中国给特斯拉一路开“绿灯”,要贷款给贷款,要地给地,要政策给政策,并且允许特斯拉以独资的方式在华经营。特拉斯从投产到下线,用时不到一年,马斯克来上海时兴奋地跳起了舞。

过去几十年,中国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如今超国民待遇留外资、吸引外资,正在引发社会的关注。很多人意识到,外商与中国商人应该享有同等待遇。

所以,政府需要通过改革让利,构建公平的营商环境,以吸引、留住各类资本,包括外资与中国私人资本。中国的改革需要从过去的“特区”及特殊政策,转向全方位的、公平性的制度建设。李克强总理说:“没有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外贸外资是稳不住的。”

二是意识形态斗争。

自贸易战以来,尤其是大疫之下,国内民族主义、极左思潮汹涌。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则利用这种思潮展开意识形态斗争,以阻碍进一步改革开放。

如今在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已成为全球化交易费用的一部分。网络上每一波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斗争,都增加了中国吸引、留住美国资本及国内资本的边际成本,加速各类资本离开中国,加大中国与美国硬脱钩的风险。

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理智的,更是危险的。

新冠疫情客观上推迟了中美第二轮经贸谈判,给中国留下了更多调整的时间。但是,这个窗口期又因意识形态斗争正在快速关闭。中国需要警惕意识形态斗争替代改革开放。

疫情期间,李克强总理说:“下一步要实现恢复性增长,还得靠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靠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越是遇到困难,就越是要扩大改革开放。”

二、美国:旧秩序与底层势力之矛盾。
特朗普,可以确定为旧秩序的破坏者,但是不是新秩序的建立者?

打破旧秩序容易,建立新秩序困难。

新秩序是一个怎么样的秩序?

就经贸秩序而言,特朗普试图联合北美、欧洲及日本建立“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贸易区。如果“三零”贸易秩序建立,这将是对过去失衡的全球化秩序的颠覆。

新秩序能否建立,取决于新旧秩序的力量对抗。目前,旧秩序中存在较强的两股力量:

一是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和维护过去全球化秩序的经贸机构,如果三零秩序建立,意味着世贸组织被抛弃。中国如果没能加入三零秩序,意味着将面临“二次入世”。

当然,欧美日也是两条腿走路,构建三零贸易区的同时,也在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欧美日三方对WTO的改革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

具体怎么改?改革包括修改发展中国家的界定、反补贴问题等,基本也是朝着三零方向走。

就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同时,美国、欧盟和日本向世贸组织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即《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

这个方案针对的是世贸组织的反补贴改革,对国家补贴行为做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说,补贴透明化,禁止对他国产生负面效应的补贴,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还包括遏止强制技术转让,等等。

2020年2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经济体的WTO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这可能是美国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的标志性事件。

若欧美日选择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通过改革规则来修正现有经贸秩序,那么世界贸易组织的地位依然还在,中国的压力相对小一些。

不管是三零规则,还是世贸组织的改革,全球化经贸秩序的重构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二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202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将决定全球经贸秩序的走向。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是建制派的典型代表。若拜登胜选,“三零”贸易秩序大概率破产。拜登可能会选择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适当改革,并捍卫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对华强硬已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但如果旧秩序不彻底颠覆,中美关系会得到缓解,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压力会小一些,同时倒逼改革的压力也会小一些。

如果特朗普连任,那么下一任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包括三零贸易区。

至于能否建成,目前难以预测,但可以做个难度排序:

对于欧美日来说,实现“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并不算太难。“三零”规则有助缓解全球化经济失衡,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加快要素自由流通,降低全球化交易费用。

若中国没能加入这一体系,或面临“二次入世”风险。中美之间不大可能硬脱钩,但会“软脱钩”。中国与欧美日依然有经贸往来,但不在一个体系内(如入世之前),或形成“中国+东南亚及新兴国家(桥梁)+欧美日体系”的世界经贸格局。

不过,“三零”秩序只是经贸秩序,还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革,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旧秩序的顽疾无法根除,美国的资产泡沫及债务问题依然突出。

而货币体系才是旧秩序问题的根源所在。特朗普的执政政策是建立在财政货币化融资基础上的,特朗普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权力去改变这一体系。反过来,特朗普大幅度扩张财政,满足对选民承诺,只会加重债务危机。

旧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任重道远,中国当以改革入围。

基辛格在疫情期间发文:“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纪元。各国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失败可能会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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