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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黄宏生，陈伟荣，李东生
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78级，同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一样，被外界评为中国的“超级班级”之一，因为它培养出了三位影响中国彩电业的企业家，被称为“华工三剑客”。
1978年高考时，三个年轻人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分别从惠阳、罗定和海南岛考到了华南工学院(1988年改名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当时陈伟荣考的是电工师资班，年龄较大，李东生和黄宏生分别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和班长。
当年，考上大学时黄宏生和李东生都是18岁，陈伟荣比他们年龄大了不少，也比他们成熟稳重，在学校对两位兄弟照顾有加。这三人当中，黄宏生最具冒险精神，也最有激情；年长的陈伟荣成熟稳重；李东生则刚柔并济。不一样的性格也使他们走上不同人生道路。
各奔东西
1982年，三人毕业后就各奔东西了。
李东生
李东生被分配到惠阳地区科委当机关干部，李东生却不满足，自己联系了一家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这一家企业只有40人，但那时已经算是惠阳地区跟电子沾边的“大厂”了，也是后来发展起来的TCL集团的第一家企业。李东生逐步做到了车间副主任、主任，28岁时，成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实现了自己事业上第一次飞跃。
与李东生一样，黄宏生在上完高中之后也曾在农村插队，据黄后来回忆，“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上班和下班就是上山和下山，一天来回大概要走四五个小时，就光走路都把你走死，所以我们非常羡慕拖拉机手。”但上大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拖拉机手的理想永远被他抛在了海南岛的山间农场。
黄宏生
陈伟荣
三星同辉
1993年，陈伟荣率先发力，开始了全国版图的扩张。20世纪的最后时间里，陈伟荣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康佳的总资产从1992年的5.49亿元提高到2000年上半年的89.13亿元；其彩电产量在1999年超越长虹，成为当时的“老大”；而康佳的产品，亦从彩电扩展到手机、影碟机、冰箱等等。
巧的是，同样是在1993年，李东生出任TCL集团总经理，自己掌勺做菜，开始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李东生的第一招是“消费革命”：拿三四千元就可以抱回一台TCL王牌71厘米大彩电，质量跟那上万元才买得到的画王、火箭炮相差无几，讲求实惠的国人纷纷抱回家里。仅在一次全国家电产品交易会上，订货总额就达到2亿元的天文数字。
与他的两个同学相比，黄宏生是进入彩电行业最晚的一个。1988年，黄宏生在从广州到深圳的107国道上下定了自己创业的决心，因为公路两旁的繁荣景象使他相信，这个世界的确不同了。下海后的黄宏生发现创业是何其艰难！学理工的他开始从最简单的电视遥控器做起。1990年，创维的销售额迎来了珍贵的第一个100万，成为了世界很多的电视机厂遥控器供应商。
同室操戈
1998年TCL在离康佳总部300米远的地方树了一块广告牌。李东生的老同学陈伟荣不干了，派人赶制了一个更大的康佳广告牌，就堵在TCL集团的门口。李东生召集他的销售经理们一起去看看那块牌子，李说:“这是我们的对手，大家需加倍努力。”
市场不相信眼泪，自然更不相信同窗之谊，原来的同窗好友还是在市场上兵戎相见了。他们三个的杀手锏被概括为：黄宏生“一个一个挖人才”，陈伟荣“一项一项争第一”，李东生“一个一个搞兼并”，当然这些手段很多都是冲着同学的企业来的。
2000年6月，面对共同的敌人长虹，三巨头还是坐下来搞了个峰会。陈伟荣总结说，“过去我们跟TCL、跟创维，真的是联系得很少，这回我们密切了联系。”当然这种基于利益的同盟是相当脆弱的，不长时间，康佳率先打破价格同盟，大幅降价。李东生对记者说，康佳降价也不跟他们打声招呼，“把哥儿几个给卖了。”
2000年以后，国内彩电市场明显供大于求，TCL和康佳同时开拓印度市场，两个人的价格战打到了国外。2002年，陈伟荣卸任后，市场上一度传闻TCL要收购康佳。最后，这场并购没有实现，如果真实现了，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同学各自会是怎样的心情。
不同的成功
三个人都成功了，自然有他们的共同基因。比如信念、勤奋当然还有智慧。1973年，黄宏生上山下乡，在简陋的宿舍点着煤油灯看书，一打瞌睡竟然把头发烧了一片。黄宏生说他考上大学后，才第一次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当时眼泪禁不住地流出来，而刚参加工作的，李东生每天下班后，匆匆回家吃饭、洗澡，又赶回办公室看书。二十八九的青年了，在父母的催促下，谈了个女朋友，他却自我规定：每星期只准用一晚谈恋爱。有一次出去郊游用了一整天，他认为这相当于“两晚”，于是取消下个星期的“一晚”来补课实习。女朋友嗔怪他“有病”，他纠正说：“应该叫做精确。”
李东生&黄宏生
通过他们的创业过程，我们还是发现他们的明显区别，或许这正是决定他们命运分野的内在原因。
年龄最长的陈伟荣按部就班参加工作，从普通技术员一步一步做到了老总，给人的印象好像比较能“兼容”。但我们又发现，陈伟荣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许多时候做事是“赌气”。2000年，三个同学坐在一起，形成了“价格同盟”，但没多久陈伟荣率先打破承诺，大幅降价，并且没有与另外的两个同学通气，引起不满；2000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陈伟荣因为自己的企业在进军海外市场拖延，在人代会上“炮轰”广东有关部门的“官僚作风”。
其实，导致康佳大伤元气的是规模上得太快、摊子铺得太大，造成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陈伟荣的“老大”情结：当时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超过长虹做上行业老大。最后，他达到目的了，但正像倪润峰当时预言的那样，“谁酿的苦酒，谁吞下”。甚至连陈伟荣最后从康佳谢幕都带有一定的“负气”成分。
三个同学中，只有黄宏生是中途下海创业成功的，他进入电视行业最晚，但发展最快，也是个人财富攫取最快的一个。当两个同学还在为国企打工的时候，黄宏生的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他的家族在上市公司中拥有77.45%的股份，成为亿万富翁。他的企业最年轻，但发生的“轰动事件”最多。2000年，创造了创维销售奇迹的头号功臣陆华强率众“兵变”跳槽高路华一下子带走了创维内部共150多名员工，其中包括11位大片区的总经理，40多个中层管理人员，他还与黄宏生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最近，他在香港东窗事发，许多人推测是有人举报，因为“黄宏生树敌太多了”，一位熟悉他的朋友列出的“嫌疑人”就有长长的一大串……
黄宏生受到的指责大多离不开“钱”字。是什么造成了黄宏生这一性格？有人认为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黄宏生出生于海南临高，他的童年及青年时代一直处于“贫穷与饥饿”之中，父母两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30元，却要养活黄宏生弟妹三人外加一个阿婆。正因为经过那段艰苦岁月，黄宏生把财富看得极其宝贵，曾有一段时间，集团内部50万元以上的资金动用，都要由他亲自审定。一些细小的普通费用的支出，都要经他本人签字。一同行说，他出差经常住招待所，从不住三星级宾馆，吃的是普通盒饭，不坐飞机的商务舱……
在“三剑客”前20年的较量中，李东生并没有明显优势，但在人生的长跑中，李东生越来越显现出厚积薄发的持久耐力。李东生说，他是一边学曾国藩一边学韦尔奇的“折中派”，这仿佛点出了他人生成功的密码。
熟悉李东生的人说，在媒体或者公众面前，他温和克制，谦恭有理，从来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英雄。他可以按照广告导演要求，不厌其烦地背上数遍台词，而目的仅仅是为了配合拍摄一部公司宣传片。但在企业内部，他又强悍激进，脾气暴躁。据说很长一段时间，下面的人找他汇报工作，必须先找他的秘书问清楚他今天心情好不好。他可以20多年如一日，在一个企业里脚踏实地地从最基层的修理工干起，但他的冒险精神也可以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收购欧洲老牌巨头汤姆逊，坐上了全球彩电业头把交椅，要知道这样的并购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他可以几十年拿着国有企业的低薪，甚至到如今用着连彩屏都不是的普通手机，也可以推动企业的整体上市，一下子个人持股有市值超过6亿。
TCL的发展更理性、更善于就市场变化。它不像康佳那样果粉追求规模第一；也不像创维那样急功近利，追求财富第一。深谙处世之道的李东生深藏不露，但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与整个潮流相得益彰。成就李东生的两大创举国际化和整体上市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与当地政府的良好沟通和国有大股东的鼎力支持，李东生做到了。我们联想陈伟荣、倪润峰、朱江洪的遭遇，就会发现，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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